【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2019年夏天，在美国驻英大使官邸举行了一场小型宴会。时任美国驻英大使、商人罗伯特·“伍德”·约翰逊针对英国退欧做了一段简短的即兴发言。

发言中，伍德先是对英国“莫名其妙地就切断了跟自己最大贸易伙伴的一切联系”表示不解，“什么样的国家会干这种事情？”伍德不客气地问道。在场的英国宾客们都感到了些许的不适，毕竟在外交场合，一名大使这么不客气地抨击驻任国，实属不寻常。

伍德问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停顿了一下，吊足了在场听众的胃口。“我们会这么干！我们这么干过！美国就会这么干！你们做了一件非常美国的事情。你们把信仰托付给了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与自由（liberty）。”

特朗普时期出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四世（图右）/资料图来自AP

相比他的美国驻英大使头衔，罗伯特·“伍德”·约翰逊的另一个身份可能更广为人知，他全名是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四世，是美国医药与医疗器械巨头强生集团创始人罗伯特·伍德·约翰逊一世的曾孙、强生家族巨大财富的第四代继承人。正如他的曾祖父一样，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四世对英美联盟（Anglo-American Union），塑造一个全球性的霸权秩序表示出了极大热情。只是相比19世纪中后期那种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今天的人更乐意用“英美特殊关系”来表达这种特殊的纽带。对其信仰者而言，这种两国联手治理天下的美梦，是实现“自由”与“繁荣”的唯一“文明”途径。

出席了2019年那场宴会的人里，有一位出生于英国西南小镇托基（Torquay）的保守党女议员佩妮·莫当特（Penny Mordaunt）。她后来出版了一本题为《更加伟大：风暴之后的不列颠》的小书。在开头的序言中，她生动地描述了这次聚会的场景，并评论道：“相较于我们各自的邻国而言，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共同点要多的多。……尽管我们中间隔着一个大洋，我们的秉性是相通的。”

英国首相约翰逊辞职后，佩妮·莫当特这个名字变得更加出名。作为保守党接替首相职位的候选人之一，她是诸多候选人中最受保守党普通党员欢迎的一位。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五轮投票中，莫当特不敌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在前四轮均领先的情况下，第五轮被特拉斯反超，获得105票位居第三，无缘终决选。

今天的观察家们，通常会用“英美特殊关系”来描述这种纽带感情。实际上，早在1946年3月开启全球冷战对抗的“铁幕”演讲中，丘吉尔便用了“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这个字眼。他强调，“说英语的人民之间那种兄弟般的联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丘吉尔所说的这种充满殖民帝国种族主义味道的“兄弟”情谊，当时并未引起太多美国方面的共鸣。

约翰逊收到的临别礼物是议员们凑钱买的丘吉尔回忆录

毕竟，在二战之后全球巨大变局的背景下，美国人相信，未来的时代将会是一个“美国世纪”。在这个“美国世纪”里，与英国分享霸权，并承担英帝国全球殖民帝国分崩离析的历史负担，这绝不是一个合算买卖。战后的美国，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物质基础上，似乎都为制霸全球做好了准备。在丘吉尔冷战演讲时，美国塑造战后全球秩序的工具箱里，就已经有了一件核心武器，即通过1944年《布莱顿森林协定》确立的美元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有了世界银行、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新成立的联合国也基本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和掌握之下。同时，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GATT）等在军事、内政、经贸等方面深度绑定亚欧与美国关系，确立美国在欧亚霸权的工具也基本成型。

如果说，1941年签署《大西洋宪章》时，美国希望向全球推广罗斯福“新政”（New Deal）秩序的野心还仅仅停留在“理想”阶段的话，那么随着日本与德国的战败，欧洲其他19世纪霸权国家的衰败，美国秩序走向全球，在此刻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距离它成为真正的现实还缺少一个更为原始的驱动力——一个强大的敌人。

霸权的世界秩序观依赖两个简单但却必要的结构力量：理想与敌人。这种二元论的秩序观通过对敌人的恐慌，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最大规模调动；通过对未来蓝图命定论式的描述，让人们相信自身所经历的困境与苦难，都仅仅是“暂时”的。这样，个体就不仅成为了具有执行能力、可被“操纵”的机器，也可以从这个过程中，获得“超越自我”的神圣体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为理想的工具。

随着二战结束，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很快便被诸如乔治·凯南等一些期待建设美国全球霸权秩序的战略家们树立为“自由和平”的敌人。而来自丘吉尔的铁幕演讲，进一步促成了华盛顿政府的态度。虽然，此时的华盛顿对丘吉尔所希望的英美“兄弟联合”兴趣不大，但铁幕演讲中所描绘的那种包含了西欧国家的“自由世界”联合，与亨利·鲁斯（Henry Luce）的“美国世纪”理想、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对“西方世界”团结的认识、以及雷克斯福德·特格威尔(Rexford Tugwell)将罗斯福“新政”推广至全球的追求，产生了极大共鸣。

虽然，二战之后的美国无意让英国通过“英美特殊关系”来搭自己全球霸权扩张的便车，为旧有的以英国为中心的“共荣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全球霸权续命。但是，无论是在亨利·鲁斯、克雷斯福德·特格威尔，还是乔治·凯南的全球秩序理想中，英美之间的团结都是这种秩序的核心基石。维系这一关系的，除了带有新教情怀的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精神之外，对许多政客而言，是否为这种“特殊关系”赋予实质性内容，则是霸权竞争、消长过程中，以利益为中心的选择结果。

在1940年法国投降前，当时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还就是否邀请美国参战一事犹豫不定。就在这一年初，他就向自己的妹妹艾达·张伯伦透露过对美国的不信任。他提到，自己“不想让美国人为我们战斗”，因为美国参战并取得胜利之后，英国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他的继任者丘吉尔，虽然在法国投降后非常积极地希望美国加入战争，但同样也不希望英帝国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与全球贸易的优势拱手让给美国。就在这种相互猜忌，但却难以分离的纠结关系下，英美主导签订了1941年《大西洋宪章》，勾勒了战后以两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格局。

对于美国而言，这种全球格局可以被“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这个没什么历史负担的字眼来概括。但对英国而言，“新”的国际秩序则像是20世纪初英国霸权主导下的“英联邦”的扩展版。因为这种“自由国际主义”提供的秩序理想，几乎复刻了“共荣联邦”用“自由”“自治”“平等”“自由贸易”“宪政”等宏大字眼勾勒出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