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这让我想起一本书叫《黑猩猩的政治》，描写黑猩猩的群体行为。当然有人批评作者把黑猩猩描写得太像人类了。但那是基于十几年对十几头黑猩猩的观察，虽然是在动物园环境中。即便如此，你也能看到黑猩猩虽然有其残暴的一面，但也有多样的性格，或者说“黑猩猩性”，甚至可以说是某种“人性”。它们具有多面性，既有残暴的一面，也有同理心。

书中描述过一个经典场景：一只小黑猩猩坐在树下，树上有一只受伤的小鸟掉下来，它伸手接住，然后轻轻放在地上。所以，即使是看似残忍的动物，其实也拥有这种同理心。

这让我想说——不是“上帝”，而是大自然在创造生物时，似乎并非只赋予它们扩张领地、争夺食物的本能，其实还有另外一面。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尹烨：我觉得是这样。有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这本书最早是1976年出版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是一位演化生物学家。这个学派在中国几乎不存在——它是专门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的，有点像我们经济学领域研究宏观问题的学者，这类人不多。他当时给出了一个基本定义：基因本质上是自私的。你和我都一样，都是自私基因的载体。我们即便表现出利他行为，本质上也是自私行为的外显，其根源仍是自私的。

书里有一个特别极端的比喻：什么是基因？基因就是一个“蛋”想要变成另一个“蛋”的载体。基因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自私基因的中间体。因为蛋不能直接变成蛋，所以需要基因来复制——这个观点很极端。

不过，这本书在50周年纪念版时，道金斯在过程中也开始反思，尤其是思考为什么人类一旦出现语言、文明和道德后，会涌现出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真利他”的行为。

也就是说，人类从自私的基因中“叛变”了出来，产生了无私的人性。这很有意思：基础的构成材料都是自私的，但到了某一阶段，却涌现出了无私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行为促使人类产生这样的结果？最终的结论依然是：通过合作、多样性、文明，以及高等智能的出现，促进了社会分工，提升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分配公平，再加上医学、公共服务等不断改善，人类才走向了这样的道路。

所以，尽管从最底层看，基因有自私的一面，但在非常复杂的生态竞争中，过度的自私会导致在某个位点上——我们现在用这个词就叫“内卷”——在基因层面则表现为趋同演化且生态位极低。反过来，这种竞争强度最大、生态位极低的状况，恰恰会带来系统最大的脆弱性，很容易导致崩溃。我们在农业上就经常看到这个问题。

《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

姚洋：您的意思是，在农业上，如果一片区域失去了生物多样性，变成单一化种植，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尹烨：必然导致系统崩塌。只要出现一种针对性病害，无论是昆虫还是真菌，这片作物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所以植物轮作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构建多样性来增强系统的抵抗能力。

姚洋：所以回到生物界，我最初读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时，就抱有深深的怀疑——或许是我个人性格使然，因为很多经济学家信奉他那套理论。经济学家通常假设人是自私的，其中一派制度经济学家总试图从自私的个体出发，推导出合作的可能性，并为此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

但我后来思考，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承认，我们的基因里本身就包含合作与利他的部分呢？就像黑猩猩也拥有同理心。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必非得从“自私的基因”这一起点艰难地推导出合作。

尹烨：您说得很对。很多人是把《自私的基因》当作经济学著作来读的。这一派思想，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力确实不小。

姚洋：因为您刚才提到，生物界必须保持多样性，否则系统极易崩溃。我记得有一个展示树冠生长的视频：树木并不会因为自己强大就无限扩张、完全遮蔽邻居。相反，树冠之间总会留有间隙，大家都能活得很好。您看，连树木都“懂得”这个道理，更高等的生物难道不会进化出顾及周遭、权衡环境的机制吗？这种特性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基因层面的设定？

尹烨：是的，我们单看树木就很有意思。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是对人类而言。但如果一棵树枝叶过于茂密，完全不透光，树下就会形成“百草枯”的状态，其他植物根本无法生存。因此，无论一棵树多么高大、多么枝繁叶茂，它都必须留出空隙。

例如松树，它的针叶本身就难以完全遮光。还有些树木会长出“缺刻叶”，主动在叶片间留出空隙。这都是为了让阳光能够渗透下去。树叶的生长也遵循分形规律，在360度的空间内错落展开，确保每一片叶子都能获取光照，实现资源共享。

姚洋：树木这样做是为了让下面的草生长吗？还是纯粹为了让每一层的叶子都能存活？

尹烨：两者兼有。既要保证自身每一层叶子的生存，也要让部分阳光到达地面，滋养灌木、草丛，培育出与之共生的真菌、苔藓和微生物群落。这套系统能帮助树木抵御外来侵害。试想，如果有害真菌入侵，而树下没有任何共生菌群与之抗衡，树木就会很脆弱。不如主动培养自己的“盟友”，这跟我们肠道需要益生菌来维持健康是同样的道理。

姚洋：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们，特别是那些平台企业的管理者好好讲讲这个道理。我总觉得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过于惨烈，简直是“寸草不生”。然而，如果真到了只剩它自己存活的地步，它自身恐怕也离消亡不远了。

这让我想起读过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开创了一个全新领域，后来也启发了DNA结构的发现。但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他如何解释不同生态位的形成——他说这类似于“量子跃迁”。按我原来的直觉，生命演化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读了他的书我才明白并非如此。

《生命是什么》是物理学家薛定谔的一本生物学著作，发表于1944年。

它更像量子能量的跳跃，到达一定阈值后，“啪”一下就跃升到新的状态。这种机制似乎也是为了留出生态空间。如果一切都是连续的，很可能导致一家独大，因为大家都在同一线性维度上竞争。而有了“量子跃迁”，是不是就意味着产生了不同的、有间隔的生态位？

尹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薛定谔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在1926年提出的原子模型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原子结构。在他的模型中，电子的出现是概率性的，符合波函数，不再是我们过去认知中像卢瑟福模型那样如卫星绕行星般的确定轨道。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量子领域的研究，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量子理论提出100周年的一种致敬——稍微了解这段历史，就会觉得这个安排很合理。

这里有个背景：物理学已知的四种基本作用力——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在当时已被确认（尽管引力至今未能完全统一），物理学家们主要从力学视角理解世界。但他们一直困惑：生命是如何将信息传递给下一代的？在物理学家看来，一切都归结为力的作用，那么生命靠什么力来实现信息传递呢？薛定谔当时甚至猜想存在“第五种力”，即“生命力”。这个想法在当时非常超前。

实际上，早在1865年，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提出了“遗传因子”的概念，但并不知道其物质基础。1869年，米歇尔发现了核酸，但当时没人知道核酸与遗传有关。这好比有人提出了“金融”的概念，也有人知道了“货币”，却不清楚两者之间的联系。直到1909年，哥本哈根大学的约翰逊才提出了“基因”（gene）这个词，但当时仍不清楚基因究竟是什么。1928年，摩尔根出版了《基因论》，通过果蝇研究确立了遗传学三大定律。即便如此，基因的物质本质依然未知。

“基因”一词引入中国时，最初被译为“因基”。直到1931年，潘光旦先生在《东方杂志》中首次将其译为“基因”，后来经过卢惠霖、谈家桢等先生的译介与推广，这个词才固定下来。但它的物理化学本质，在薛定谔撰写《生命是什么》时仍属未知。

薛定谔1943年在爱尔兰做了一系列演讲，次年结集出版《生命是什么》。同年，艾弗里通过肺炎双球菌实验证明遗传物质是核酸而非蛋白质。直到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受到《生命是什么》的启发后，才最终揭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由此可见薛定谔的伟大之处：他在连基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却对其性质做出了极为精准的预言。

例如，他提出基因是一种“非周期晶体”，遗传密码就存储在原子的排列之中。他还提出了“生命以负熵为食”的著名观点，指出生命通过从环境中汲取“秩序”来维持自身的低熵状态。此外，他说过一句令我震撼的话：“当前物理和化学尚不能解释生命，但这不意味着生命无法用物理和化学来解释。”这句话几乎为后续数十年的生命科学研究定下了基调。

8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未能完全说清“生命是什么”，但他当时提出的框架至今仍极具启发性。

这也说明，如果生物学家只局限于生物学，或物理学家只埋头于物理，可能都难以突破。正是这种跨界的碰撞——让物理学家思考生命问题——才最终将生命现象用自然科学最根本的数学语言加以描述。这本身恰好是一种“错位竞争”，从而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认知。生命系统并未超越基本物理作用力，但它却以近乎“神技”般的效率，实现了信息的精准传递、物质的定向合成与能量的高效转化。

姚洋：这很有意思。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生物界、整个自然界，其实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对整个社会的生存，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们普通人在学生物学、理解达尔文的时候，往往太片面。达尔文讲的并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种你死我活的逻辑，而是生物是在“适应环境”。但我们通常理解的“适者生存”，好像变成了“我把你干掉了，我就活下来了”，理解成了强者生存，其实不是他的本意。

尹烨：对，他的意思恰恰相反，就是说环境变了，让每一个个体用不同的方式去适应同一个环境，这是一个“同题共答”的过程。题目是一样的，但解法可以多种多样，一定是一个各美其美的过程，而不是你死我活的过程。所以如果把基因和环境的关系理解成基因之间的你死我活，那就是彻底理解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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