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感动的是，来自家乡的健康包也及时送到在日华人手里：

（作者供图）

抗击疫情，日本为什么选择自肃路线而不是封城路线？

《纽约时报》2月27日这天曾经发文《安倍晋三为何无法领导日本遏制疫情》，认为日本官僚机构被一种“无事主义”文化所主导，稳定和循规蹈矩是首要任务，要避免任何可能动摇体制的事情。19名大臣的内阁，5名是前国会议员的儿子或孙子，另外3人是议员的亲戚。日本政府是世袭政客组成，官僚体系的异化更是加剧了这种“无事主义”在各级政府机关中的横行。

根据日本国宪法，日本地方政府其实是“地方自治体”，例如北海道的知事并非由中央政府委任，而是由当地民众选出来的，知事直接对地方选民负责。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非是直接上下级的关系。在日本，大到日本国家行政体系，小到职场内个人的日常工作，日本人都注重分权限权，各司其职，很多人对于本部门的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但是往往不愿意承担本职以外的工作。往好的说叫做避免越权，往坏的说就是害怕担责。

这种做法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疫情，需要集中国家力量联合防控时，弊端就比较明显了。

从所谓的“新闻自由”问题上我们就可见一斑。比如说日本传染病专家岩田医生好不容易才被获准上钻石公主号上视察了一下，眼前的一切把他这个久经沙场的专家吓坏了，岸上政府的无作为，轮船管理者（主要是美国人）不承担责任的自私自利做法，导致船上防护措施几乎没有，几百位被感染，而且还出现了死亡病例。

岩田医生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改善防疫的计划，结果马上被赶下船，他立刻发了视频揭露了真相，第二天就被上级打压，被政府为难弹劾，不得不在第二天删了自己发出的视频，日本各大媒体的报道口径高度一致，如果你用搜索引擎检索相关新闻报道，千篇一律，很少会有业内人士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日本疫情的现状，未来难料

全国范围内承受着最大压力的莫过于东京的医疗系统，目前日本首都已经出现了感染新冠状病毒人数激增的现象。给外表光鲜的日本的医疗体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东京各个大学的附属医院被迫限制手术数量和门诊治疗。东京的大型医院，除紧急手术外，手术也被全程推迟了（而且条例规定任何不紧急也不威胁生命的事情都将推迟）。

在医疗系统已经很脆弱的地区，一线医生的感染率成为社会各界观众的焦点。大阪市政府甚至呼吁居民捐献10万雨衣充当防护服。

好在日本终于行动起来了。

4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由于病例迅速增加，超过了原有的估计，紧急状态将从最初的七个比较严重的县扩展到全国。

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政府计划每人提供10万日元现金，作为应对冠状病毒爆发后的经济补偿措施的一部分，这也是2020财年补充预算的修订版。这也将取代之前的计划，即向收入严重下降的家庭提供30万日元的援助。

最后，笔者突然想起前几天的一个新闻，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下。

软银集团公司的创始人孙正义批评了日本政府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反应，称目前的所作所为还不足以实现社会隔离的目标。他批评政府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实现将社会互动减少70％至80％的目标。

孙正义在推特上说，由于政府的紧急声明的缺陷，检测和隔离措施实施得太慢，导致疫情不必要地扩大化了。他说，那些无症状感染者继续在火车和公共汽车通勤，有可能存在家庭内感染的可能性。

日本对疑似人群进行测试的步伐要比其他国家慢得多，一个主要原因是3月份的时候，政府还不清楚今年东京奥运会能不能举办，日本故意把测试的进程放缓，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鸵鸟政策。

孙正义3月11日提出捐献给日本社会100万分检测试剂，被日本网友狂批，最后孙正义只能滑稽地取消了这个计划。那么，谁来为四月下旬这个难堪的后果负责？——日本累计确诊病例数于4月20日超过韩国后，其累计死亡病例数也在两天后超过了韩国。这也意味着，日本已经成为整个东亚防控链中最薄弱的环节。

而且目前日本的作业进程还给人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比如把幕张国际展览中心改造成临时医院，而且日本大分市接到了来自武汉的大批援助口罩，现在的日本市民，也许只能靠着“气温升高杀死病毒”的假说来给自肃政策再镀上一层金。

在当前感染爆发性上升的风口浪尖上，估计日本网友会后悔自己言论了，日本政府防疫机关部门作为一个鸵鸟，是该把头从沙堆中抬出来了。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