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随着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炉，以及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政策逻辑变化，会对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缓和之路产生什么影响？考虑到现在欧洲正在面临又一场格陵兰岛危机，这会不会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机会？

亚历山大·卢金：格陵兰当然也是“以强权试图实现领土扩张”做法的一个例子。但是我还不确定美国是否真的会吞并它，现在我们还不能把话说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美国和欧洲之间肯定会出现严重裂痕。因为格陵兰目前属于丹麦，而丹麦是北约成员国。丹麦方面说，如果美国这么做，北约基本就“完了”。我不确定他们具体指什么，但很可能意味着丹麦会退出北约；如果丹麦退出北约，后续麻烦会非常多。

观察者网：这对你们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亚历山大·卢金：我不太确定你说的“机会”具体指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将更难再用过去那套方式去批评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过去，尤其是欧洲人，总喜欢批评别国无视领土完整和主权，或者搞政权更迭。可现在，美国想拿哪块领土就拿哪块，想在哪儿换政府就在哪儿换，那为什么别的国家不能这么做？任何国家都可以这么做了，而且很多国家其实也想这么做。

比如海湾战争起源于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如果套用美国这种逻辑，如果美国能吞并丹麦的一部分，那伊拉克为什么不能吞并科威特？美国是不是想证明，只要你足够强，就可以想吞并谁就吞并谁？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世界吗？

格陵兰岛首都努克 路透社

观察者网：回到俄美关系，大家都知道，俄美此前一直在试图推进关系和解。您觉得当下发生的这些事情会影响这个进程吗？您觉得美国的行为逻辑是不是首先发生了变化？

亚历山大·卢金：我不认为它会影响和解进程本身，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是：美国人认为谁更有力量，谁就更“正确”。它会影响各国在国际上的话语与论证逻辑，进而影响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叙事。未来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会更难强调所谓“欧洲领土不能变化”。为什么只在欧洲禁止领土边界变动？如果他们不禁止美国在格陵兰或者其他地方的领土扩张？凭什么在欧洲就必须禁止？

对欧洲来说，这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欧盟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承认既有边界。欧盟各国在联盟内部事务上大体遵守这一原则，但他们在涉及联盟之外的事务时，并没有遵守这一原则，比如他们就改变了前南斯拉夫的边界。从这个角度看，格陵兰问题反而会给那些不满美欧主导地位的国家提供“口实”：你们自己都在破坏原则，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

观察者网：随着美国逐渐放弃作为霸权对世界秩序的责任，并主动开始破坏世界秩序，不少分析都提到世界正面临19世纪式强权政治回潮的问题，很幸运，我在几年前的毕业论文中也重点提到了“世界十九世纪化”趋势。所以，您认为回归十九世纪是不是下一阶段世界发展的趋势？俄罗斯面对越来越不顾国际秩序的美国，俄罗斯有什么战略准备？

亚历山大·卢金：我本身就是历史学博士，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国际法体系、或者说国际秩序的安排，往往都是在一场重大战争，或长期而惨烈的冲突之后才会形成。比如，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国际联盟以及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体系。直到各国接受二战后的这套体系，世界才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体系。

事实上，只有等到人们被战争折磨，对战争感到厌倦、反感、挫败，才会想要建立规则。可问题在于，几代人过去后，人们就会淡忘战争的代价。现在很多掌权的人，对二战已经没有记忆。

我的祖父，甚至我的父亲都经历过二战，所以他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虽然没出生，至少我听他们讲起过。可我儿子那一代，对二战、饥荒、大量死亡这些事就不那么清楚了，比如对德国轰炸莫斯科的经历，他们就缺少切身理解。美国的情况也类似，我认为老布什可能是最后一位真正参加过二战、对二战有亲身记忆的美国领导人。

每次大战之后，通常都会有几个权力中心坐下来谈，彼此达成一套规则。但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认为世界已经成为单极世界，觉得自己可以制定一套规则、让所有人都接受。可这个尝试失败了，因为他们被权力“灌醉”了，开始亲手破坏自己的规则。于是他们试图要求别人遵守，但自己不受约束。

委内瑞拉这件事非常关键，可以说是给这套体系“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它让人看到，只有在世界多极、至少在拥有两极的情况下，国际法体系才更可能有效运行。毕竟不存在一个国际法权威实体可以把它制定的规则强加给所有人，规则只能源于多方协商。

2026年开年，马杜罗被绑架至美国

至于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两国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推进多极世界。如果真形成几个权力中心，未来各国可以坐下来谈，建立一套新的国际法体系。但要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西方得承认这个世界不只有他们，他们必须与别人合作，至少要谈规则。可他们现在并不愿意。

眼下，我们处在一个过渡期：从20世纪90年代那种短暂的“单极时刻”，走向多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形成新的规则，但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真正有效、能运行的规则，这很危险。

观察者网：您认为，俄罗斯有没有针对这种局面做“特别的战略准备”？

亚历山大·卢金：俄罗斯是大国，但和苏联时期比，现在的俄罗斯人口、GDP和领土规模都不如当年。它当然可以成为多个中心之一，但已经不可能回到“两极中的一极”。中国的人口大概是俄罗斯十倍，GDP也可能是十倍甚至十二倍；美国更强，欧洲也很强。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比较理性的选择，是更紧密地同其他非西方力量中心合作。非西方力量越强，就越能形成对西方的制衡，西方才更可能愿意和其他中心对话。这也是俄罗斯正在做的：与中国、巴西以及其他非西方中心一道，推动金砖、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并在这些组织中扮演积极角色。我认为关键在于，让这些非西方组织变得更强、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