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先生做史前时期的宏观研究，指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东亚两大河流域。从近万年以来尤其是五六千年以来，逐渐形成几个大的文化区。被开发的比较早的，文化就比较发达。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满天星斗”。严文明先生则说其特别像重瓣花朵，多位一体，以此来概括中国上古的文化发展。

在“满天星斗”的时代，即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之前，整个中亚大陆根本无所谓核心文化可言。玉帛古国、凌家滩、陶寺、石峁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或者文明，到公元前2000年后一段时间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到最后只有嵩山周围中原腹地的二里头。在中国历史上，二里头都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是鉴于二里头在从多元到一体的结点上，它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政治实体最早的中国，只能上溯到二里头，再往前就“满天星斗”了。二里头肯定是“满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颗星。但与其说它是某一大的文明的先声和序曲，不如说它走完了生命史的全过程，后面的中原文化对它进行扬弃，一直发展到今天。

我不太认可文明单线进化论，那时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跟现在中国的东西差别几乎是一样的。中原与其说是自然地理的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概念，没有文明碰撞，没有群雄逐鹿，就没有中原。中原绝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兴盛、很强大，而是东方开始很厉害，到后来中原才崛起，这与欧亚大陆青铜潮的东渐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我说“东方先亮、西风东渐”，最后二里头出现是“月明星稀”。

在考古学的话语系统中考古学者发现的这些现象，跟文献做对比，结果会怎么样呢？对比的结果是比较大的不一致，也就是古代文献中都认为，已经进入到夏王朝，导致了夏文化，但是我们在考古中没有在这些王朝战争传说地发现所谓的王朝气象和迹象。这就是考古人写史的一个内涵。关于夏商分界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争论，它是中国考古学上罕有的跨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出版发表论著之多，形成一个奇特的景观，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众说纷纭。其原因就在于两大话语系统的契合，即必须得是地上文字（传世文献）和当时的地下文字紧密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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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的诸多“中国之最”

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就是在洛阳盆地出现的。我们知道盆地北边就是邙山，中国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生于苏杭，葬于北邙”。在洛阳盆地的中心部，有1500多年13朝在这里建都，这是在世界文明史上都非常罕见的。而二里头是其中最早的。

我们在二里头这样一个大都邑里，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包括东亚大陆从来没见过的遗迹遗物，而这些东西跟三代以后，一直到明清的古代王朝都是相关联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开启先河的。二里头有好多这样的“中国之最”。比如，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东亚大陆最早的车辙（双轮车的痕迹）、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建筑特别重视中轴线，在二里头找到了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宫室群。东亚大陆最早是土木建筑，秦汉之前基本没有石头建筑。要显示威严，只能是通过空间纵深的延展。“庭院深深，深几许”，庭院越深，主人的身份就越高。

在二里头，除了发现政治性的遗存，还发现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垣和最早的手工业作坊区。以前就发现过铸铜作坊，现在又发现了最早的绿松器作坊，这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在当时，这种铸造技艺也绝对是一种威权的象征。

二里头遗址青铜爵  资料图片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象征着凝聚力的“爵”与象征着打击力的“钺”等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大量出现，不仅在当时国家权力运作中处于重要地位，更“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当时最大的主流价值观与“中国模式”。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兵器直接加速着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的迅速崛起并实现对外的文化扩张。“长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头东风”。

二里头的东西向外传播，我认为这不是当时一种军事强力扩张的产物，而是文化向外扩散的产物。各地酋长甚至一般民众，以二里头为高位，以二里头为大，以二里头为上，是“跟风”的一种产物。大家都来学习和模仿，导致了二里头的物品文化向外传播，引领了当时的一个时代潮流。可见，二里头是一个历史的大的节点，经历了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剧变。从石器到铜器，又是从物理到化学的物质变化。从民生到国计，社会复杂化。如果以前只有村落，那么从二里头开始就有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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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

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国家就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是一道门槛，今天不是，明天就是了。早期中国是单纯土生土长的吗？二里头文化究竟是酋邦（Chiefdom），还是国家（State）？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大家还是争来争去的。

我在《何以中国》这本书里引述过一个片段，2005年世界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Renfrew）教授应邀到北京做讲座，有人问他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他的回答非常好，他说这完全取决于考古学家自己的经验，例如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因此在我们这个领域，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现在许多问题都具有不可检验性，此时，证据、材料、逻辑、推导过程，这些东西才是重要的。

二里头遗址  资料图片

我们发掘得越多，感觉问题就越多，重要的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提出了新的问题，引发大家思维复杂化。现在可以说“光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整个中国史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角下来看，“二里头是世界的二里头”。由于学科、地域的限制，考古人要协调其他学科、地域一起做研究。加强不同地域、不同学科间的合作，尤其寄希望于年轻人，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做更深入的研究。

【文章内容原载《社会科学报》，本文为许宏研究员在“望道讲读会2015学术系列讲座第三讲”现场演讲部分内容，演讲主题为《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