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在马克思经济学创新方面，还有一批学者认为，当前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40年的伟大实践，同时也看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滞后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长期不能满足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而被认为游离于现实，只能务虚，甚至只具有思想灌输的性质”“直到今天，政治经济学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旧范式的阴影”。

姚洋、史正富、孟捷等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并不能满足于解释、服务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和现实运行，要发展、丰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探索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新政治经济学”和汪丁丁所提的“新政治经济学”概念内涵是不同的)。

在此，还必须突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曾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不是仅仅单纯从事理论创新，而是“问题导向”的。他们立足于中国、根植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重点投身于研究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重大的政策、制度问题，并孜孜不倦地进行理论的创新。从1979年开展“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开始，到于祖尧在国内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苏星首次提出“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等，这些标志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到今天，人们开始了既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包括现代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的探索(程恩富，2005)。出现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多种提法。在这些学者那里，始终如一地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理论上从马克思经济学出发，同时积极探索当代马克思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这一点与上述姚洋、史正富、孟捷等学者探索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有相似之处，都是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脉络出发，不过这批学者的明显特征更是“问题导向”。紧贴中国现实问题，紧扣阻碍中国民富国强中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其研究往往多是既指出了应该干什么(目标)、怎么干(选择什么战略与政策)，又指出了为什么这么干的理由(思想)。

他们尽管没能像马克思、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大家那样提出具有宏大的“范式革命”性质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贡献了智慧，同时对推动40年“中国奇迹”的形成以及重大政策制度的制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40年来，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近期的代表有马洪、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等。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献，严格说既不属于纯理论总结，也不属于纯经验总结，将其归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转轨政策史较妥。之所以说“较妥”，是因为相关文献中的重点是通过比较中外经济史、转轨政策史的宏大历史叙述，探索“中国奇迹”的秘诀。有的力图体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从“中国奇迹”逐步形成、演化的逻辑出发，在批判现代经济学及其衍生物——华盛顿共识与新制度经济学过程中，回归、修正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并进行理论创新。典型的，如文一(2016)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其叙述的方法是经济史与理论创新的“结合”。

纯就“胚胎发育”中的“思想性”而言，是偏重于学术理论，但是叙述的重点、大量的篇幅，突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转轨阶段的经济政策演变上。从叙述的政策内容分析其背后的学术范式及其渊源“影子”，该书并没有探索从“胚胎发育”到胚胎发育“结束后”是否有另外什么独立的“范式”框架和理论内容的意志。就该书大量的引文与思想看，似仍为从古典经济学出发，力图丰富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然而，若就片段的转型经济学(罗兰，2000)内容看，又不失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分支，可否被包含在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的转轨经济学理论中？

另外，还需补充的是，相对于理论经济学对“中国奇迹”的总结，学界在应用经济学的众多领域的理论性总结文献，则是更多更多。只是因篇幅关系，本文未能一一概括介绍。

二、总结中分歧为何那么大？

为什么对“中国奇迹”总结的学术视角如此多维，结论分歧如此之大？同时，在海外对于中国奇迹理论创新的期许，却又是出现如此相反的意见。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鼓励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相反，另一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对中国增长能否创新理论却不屑一顾，不认为有什么理论可探索。为什么？要解答此问题，或许需从经济理论范式本身、研究对象、范围与内容的角度说起。

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图片来源：网络）

(一)未能真正区别理论总结与经验总结的差异

这是形成目前总结文献分歧、争论较大的首要原因。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和目的，本应遵守不同的认知思维及其叙述方法。

首先，目前一些总结文献在理论总结还是经验总结的前置定位上含混不清。其中，有些作者似乎是认识到这一点，但文中逻辑并未贯穿始终。具体表现在：有的似是理论总结实为经验总结;有的说是经验总结反而却又夹杂过多不必要的“硬搭”的理论阐述;有的是经验总结，却缺乏事物表象因果关系的阐述，而是改革策略、改革阶段、改革逻辑演化的平推式描述，以至可归为改革政策史的总结。

其次，说是理论总结，但对其学术分析框架、思想学说流派脉络和逻辑演绎交代不清，缺少学术流派的“痕迹”。或者说不清在哪位巨人的肩上向前迈出了什么样的一步，创造了什么。仅仅是用了中国材料、作出某些假设条件改变后，对某前人的理论结论，至多进行了实证而已。

再次，理论总结固然可以不承袭前人某一学说流派而进行独立“范式”革命性的理论创新，但实际上在叙述中却是思想干瘪，或偶有新颖概念却没有整体的知识范畴;或有局部的道理、却无全局的道理，形不成概念体系，缺乏理论逻辑力的支撑。

最后，有些文章虽然也冠以“理论”之帽，叙述内容却多为用中国40年史料、政策进行实证的解释，仅是夹插一些干瘪的口号或理论字眼，写作手法又是经验之谈。凡此种种，造成“总结分歧”如此之多的结果，进一步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也可以说是造成“凡此种种”总结现象背后的认识原因。

(二)未认识到科学理论是发展的，主流理论并非是普适的

作为一种理论，不管是哪个领域的理论，如果称得上是科学的理论，其理论本身一定是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不停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最先借助于物理学这一自然科学思维进行经济学思维创新的历史，也是一部经济学不断否定自身又不断丰富自身的历史。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所说，相对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经济学可以说更是“处在青春期的早期。记住，当爱因斯坦发展物理学中的一般相对论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还在用模糊的词汇和粗糙的图表来互相交谈”。

具体说，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到产生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和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凯恩斯又对新古典的“革命”，紧接着货币主义又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以及伴随着新古典、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后来的后凯恩斯主义、演化经济学等各种被主流称为的“异端”，无时无刻地对其发起批判，其理论与政策的合理成分也在不断地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

可以说“经济思想的历史是变革的历史。一个时期的非主流能够在另一个时期的主流中找到位置。”。即正是通过非主流经济学不断指出主流经济学的不足与缺陷，“给主流观点传授‘花粉’，使其保持正直诚实。”这一切已是经济学说史上公认的事实。如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及其在这一学派思想推动下，俾斯麦政府建立的全世界第一个社会福利系统，恰恰为后来笼罩美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及其政府所接受，成为其重要的思想与政策来源(施穆勒，1949)。

即使在当今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的宏微观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也是在不停的争论中发展。从IS—LM模型到卢卡斯的“理论预期革命”，到“真实周期理论”;作为“理性人假设”这块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假设，也并非生来完美无缺，而是在不断地被否定、被修补。

在此方面最充分、最具讽刺的实证是，信息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的杰出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在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意味着在帮助原来经济学原理中干瘪的、高度抽象的、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性人”概念，逐步地丰满起来、具体起来、灵动起来。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某种理论、学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作为理论，理论一般是其本质要求。但是理论一般同样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其内容是变化的、发展的。这还说明，参照、发轫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经济学，是一门较晚生成、相对不成熟的科学。当下被人认为主流理论的内容，未必都是普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