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采访、翻译/李泽西  编辑/张广凯】

1月1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年通胀率已回落至6.5%，美国各方都“松了口气”。不过，这仍高于该国1980年代后、2020年代前任何时期的通胀率。与此同时，欧盟的通胀率仍在双位数百分比，而日本的通胀率已达“泡沫经济”后的最高位。全球的这一波通胀，尚未结束。

当前全球性的通胀，源自何处？银行是如何创造货币的？被认为帮助终结2008年金融危机的量化宽松，为何当时未引起通胀，现在却引起了新的危机？《货币从哪里来？》的作者之一、“量化宽松”一词的提出者温切斯特大学银行与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沃纳（Richard Werner）近日接受观察者网专访，解读了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和银行业的奥秘。该采访分为上下两部分，本文为上半部分。

以下为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货币从哪里来》一书反思了2008年金融危机，认为商业银行是主要的货币创造者，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失控是主要原因。能简单地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吗？

理查德·沃纳：我认为当前的通胀与2008年金融危机反应出了同样的结构性问题，背后都是银行监管。提到“银行监管”，有些人想到的是存款准备率、资本充足协议（亦称“巴塞尔协议”）等技术问题。我所指的银行监管涵盖更宽泛的概念。监管机构确实据此监管银行，但我一直认为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许多人认为，如果我们要求银行保留一定资金比率——这一比率在2008年危机后略微提高了一点——那类似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就不会重现了。事实并非如此。

1988年推出的第一次巴塞尔协定目标是防止银行业危机。很快，日本发生了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当时，日本央行行长就采纳了巴塞尔框架，证明它没有起作用。推出了第二次巴塞尔协定后，我们就经历了2008年的危机。现在推行的是第三次巴塞尔协定。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监管方式。

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

巴塞尔机制管理资本充足率的方式，基于对银行工作原理的特定理解；如果要监管好一个行业的话，政府显然需要对其有所了解。监管银行的有效性，显然取决于哪个理论是正确的，以及监管机构是否采纳了正确的监管方式。

目前有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金融中介论”认为银行只不过是金融行业的中介，收集存款再将其借贷出去；这种解读方式是目前最流行的，出现于大多数金融教科书，银行书籍和经济学书籍中，也被监管机构使用。（译注：即信用媒介论）这在外行看来似乎是合理的，银行确实接受存款，并且贷款。该理论也因此认为银行并不特殊，因为还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样接受资金在将其借出。自1980年代以来，我刚才提到的巴塞尔协定假设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稍微往前倒一下，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当时人们认为另一理论是正确的，所谓的“部分准备金理论”。这一理论也认为每个银行都是金融中介，收集存款、放贷，但银行业整体是特殊的，因为他们在银行间市场互动过程中创造货币，从而对经济整体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理论认为银行确实有货币创造的功能，但我们不再重视该理论，从而也忽视了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

更古老的是第三个理论，在“部分准备金理论”出现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从18世纪流行至1920年代，即“信用创造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实际上，经济学家是错误的，银行既不需要接受现金存款，也不需要借出现金，不是金融中介，而具有特权的货币创造者。“部分准备金理论”认为银行集体可以通过多次经手同一笔贷款创造货币；“信用创造理论”则认为单个银行可以独自创造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巨大。（译注：信用创造理论认为，信用就是货币。银行不需要先实际借入现金，也不受存款准备金率的限制，凭借自己的信用就可以创造信贷，而信贷只要在流通和支付中被承认，就等同于货币。也就是说，银行具有无限创造货币的能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在争辩这三个关于银行业的理论，但没有人通过实践检验真理，我就决定填补这个空白。我是第一个实证测试这三个理论的人。我在2014年写的《银行能从零开始单独创造货币吗？》和2016年写的《经济学失去的世纪》均刊登于《国际金融分析评论》，通过实践研究证明最古老的银行“信贷创造理论”才是正确的，另外两个理论是错误的。

监管者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一点，这是为什么他们的措施没有奏效，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可能面临新的一场银行危机。

2020年初，美联储将利息基准率降至接近为零

观察者网：当前欧美国家正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它们2020年以来的货币政策，是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理查德·沃纳：当前的通胀的确与此有关。在2020年，各国的央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要求商业银行增加消费信贷发放，以及购买非银行业的资产。这样一来，商业银行就创造了新的货币，这就是现在的通货膨胀的原因。

本来，应该是中央银行去购买非银行业资产。那样的话，那些资产的卖方可以把获得的钱存入银行，银行得以改善资产负债表，增加准备金。

然而，各国的做法导致商业银行创造了新的货币，注入经济。各国政府的政策还导致新的货币主要流向消费，而同时消费品供应却因疫情而受限。当更大的需求、更多的钱追逐更少的消费品时，价格必然上涨。这是中央银行政策造成的后果。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讨论货币创造的过程，以及资本流向的问题，是利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的消费及商业投资，还是陷入金融资产、房地产交易之中，产生泡沫经济、通货膨胀？

观察者网：2008年危机之后，伯南克主导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受到称赞，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2020年之后的量化宽松，却引发了严重问题。这两次量化宽松存在哪些区别？

理查德·沃纳：这正是每个人都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实际政策和结果中看到有区别。

2008年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场银行危机，银行的信贷创造正在崩溃，因此货币供应量正在萎缩，经济开始停滞。就在那时，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想起了我1995年在日本提出的建议。那时我是香港怡富证券（Jardine Fleming）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我的建议。

当时我认为，日本需要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类似的情况——银行信贷正在崩溃，经济衰退——解决方案是量化宽松，即扩大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贷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