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威慑追求安全的失败

约翰·加尔通曾指出，人们永远不可能通过追求安全来实现和平，但可以通过和平去获得安全。这一观点概括了北约与上海合作组织在精神内核上的不同。它还指出了新出现的不同全球治理方案之间的关键区别。正如上合组织通过接纳白俄罗斯来实现扩容一样，北约也在考虑向亚太地区扩张。

北约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去追求狭隘的“消极意义上和平”，而上合组织则借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丰富内涵，探索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全球秩序构建方式。

北约的诞生是由外部的他者——苏联——所促成的。苏联已经解体了，然而北约非但没有解散，反而试图通过制造敌人来扩大自己的存在。当你试图用威慑的思维方式来定义国家安全时，敌人的存在其实是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敌人，这一整套思维逻辑便解体了。

尽管北约曾承诺不会东扩，但苏联解体后，北约一直在不断向东扩张。北约的敌人过去在东方，现在仍然在东方，这就是俄罗斯，以及日益强大的中国。

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最近指责中国应该为“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军事冲突”负责。他认为，中国应该为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技术付出“代价”。这种说法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番话的表达效果仍然不容忽视。

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新华社

实际上，斯托尔滕贝格正在试图重新塑造北约的敌人，以便使北约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合理化。北约不再仅仅应对俄罗斯一个敌人，如今中国也成了它的对手。长期以来，北约一直在深化与它所谓的“印太地区合作伙伴”的关系。如今看来，随着北约于2024年7月9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它正在为挺进亚洲做好准备。

北约存在的基础是威慑理论，而威慑理论在预防冲突方面显然是失败的。最近的失败发生在乌克兰，乌克兰近十年的军事化举措未能阻止俄罗斯在2022年初的干预。

俄罗斯对北约扩张的忧虑由来已久，普京早在2007年就表达了这一点，而乌克兰军队的北约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忧虑心理。这其中的风险在2014年就已众所周知，但却被忽视了，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这种风险甚至由于《明斯克协议》被北约和西方有意无视而大大增加了。

从2021年末至2022年初，乌克兰日益加强了对顿巴斯的轰炸。正是由于乌克兰的军事化趋势以及乌克兰对顿巴斯轰炸的加剧，才导致了俄罗斯自行宣布的特别军事行动。

劳伦斯·弗里曼（Lawrence Freeman）表明，尽管以色列武装部队与哈马斯武装部队之间在实力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性，但理论上的威慑效果在2023年10月7日却并未奏效。

由美国组建和领导的“繁荣卫士”海军无力阻止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击，这也凸显了威慑理论在西亚的失败。当美国调集海军对胡塞武装进行干预和威慑时，西方不仅低估了胡塞武装的能力，而且也高估了西方武力投射的效果。可以说，威慑作为一种理论根本是无效的。

通过威慑来追求安全并不能带来和平。当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称的局面不再，这种追求安全的理论能否真正奏效当然是令人怀疑的。何况，正如西亚局势所表明的那样，即便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称的，美国仍然无法阻止对方发动攻击。

若要获得安全，就必须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和平”，这就需要我们对实现各国和平共存所需要的机制进行重新思考。这需要人们具备一种真正多极化的精神，即必须接受各国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必须放弃那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人不安全的基础之上”的观念。

多极和平的未来

当北约国家聚集在华盛顿考虑扩大其失败的以威慑为理论基础的消极和平体制时，世界已经有了其他的可行方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为人类的和平之路提供了路标，从实现机制的角度讲，上合组织提供了一种将经济发展视为寻求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和平”的有效方法。

上合组织有10个成员国，从东南亚到西亚再到欧洲，它还有14个观察员。

我们不禁要问：上合组织的去集团化中立精神，是不是更加符合东盟所体现的亚洲多极化精神呢？

亚洲各国人民是希望以威慑为名加强军事化所带来的北约式的不安全感，还是希望通过和平架构（如上合组织），将本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利益与其他国家更广泛的安全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更宏观意义上的整体安全呢？

与北约等军事集团不同，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有着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他们关注通过协调与合作实现不可分割的安全与繁荣，创造了重视共识和一致性的环境，这些环境侧重于参与者的利益，而不是针对局外人。这种精神无疑将支撑着多极和平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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