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一直关注以多种方式解决安全问题。

首先，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性的，大多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有关。也就是说，上合组织的工作重心不是针对外来安全风险在军事领域进行政策协调，而是旨在解决各成员国内部的社会稳定问题。

然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9月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报》中也指出，外部因素正通过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起到催化和加剧地区不稳定的作用。他明确地发出警告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该对外部煽动的破坏稳定的行为和“颜色革命”提高警惕。而且在2023年7月，他再次发出了这一警告。

其次，上合组织在处理安全问题时认识到，经济发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实现地区安全的关键。因此，实现共同安全这个目标，不仅可以通过各国在反“颜色革命”倡议方面的合作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实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合组织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消极意义上的和平”的概念（即仅仅追求没有军事冲突的和平），而是展现了致力于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和平”的雄心壮志。

这种对和平概念的区分最初是由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于1964年提出的，他阐述了一个更加广义的和平概念，即没有“结构性暴力因素”存在的和谐状态。在国际关系中，所谓“结构性暴力因素”一般是指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因此，克服“发展停滞”和“发展不平衡”这两项挑战是任何旨在实现和维持“积极意义上的和平”的关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大约70年前由许多国家共同协商起草的（其中大多数是今天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员），它阐明了一种精神，具有可操作的细则，可以说是有助于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和平”的一套原则。这五项原则分别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

1953年1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这些原则，1954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这些原则达成了一致，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在双边声明中确认了这些原则。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通过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其中就包括最初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图为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及夫人在一起。新华社记者钱嗣杰

将原则付诸实践并非易事，难以协调是一个不幸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是无效的。相反，难以协调的现实表明，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创造条件，使这些原则能够随时得到遵守和落实。

上海合作组织在某些方面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实践的一个例证。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和成员国安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首先，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中国与前苏联国家之间3000多公里边境线上的所有划界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划界问题在六年内全部得到解决。

其次，上合组织成功遏制了跨境恐怖主义。1991年苏联解体和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之后，人们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中亚造成的不稳定因素相当忧虑。2001年6月15日，即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三个月前，上海合作组织六个创始成员国的领导人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该公约是本世纪签署的第一个国际反恐条约。它建立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和就联合反恐进行协调的法律框架。在此框架内，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合作、建立了“地区反恐机构”（RATS）以打击和遏制该地区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此外，上合组织还成功遏制了冲突的爆发，降低了不稳定因素蔓延的风险。若要解决中亚地区存在的民族、宗教问题需要非常巧妙的处理。上合组织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机制，使成员国能够互相协调，降低不稳定的风险，限制地区冲突的蔓延。对阿富汗冲突的处理是上合组织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随着阿富汗局势趋向稳定，有关各方现在可以进行必要的努力，以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和平”。经济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刚刚结束的阿斯塔纳峰会，已经将经济发展合作纳入上合组织的核心议题。峰会批准了25项战略文档，涵盖能源、安全、贸易、金融和信息安全。这种关注点的延伸表明，该组织正在走向成熟。自成立以来，上合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最初它仅专注于解决边界争端。

今天，上合组织成员国占世界人口的40%左右，占全球GDP的30%以上。上合组织将注意力转向关键经济问题，这说明上合组织设想的理念是，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应该实现繁荣与和平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