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重要批示以来，中国智库界作为学者（Scholar）行业一个特殊群体的社会地位开始突显出来，尤其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第一次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写入党中央的最高文件，以及2015年1月中办、国办公布了《关于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指导意见》以来，智库发展已上升到中国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的高度，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行业在中国呈现出难得的井喷式发展状况。

虽然智库与学术的从业者都属于学者行业，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但近年来智库的快速发展已打破了原有的学者行业结构，产生了学者功能的重大分化，对固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与学术发展现状也产生了影响。^【1】这促使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智库与学术关系的讨论变成了一个亟须厘清的问题。^【2】

有学者认为学术与智库两者不相容，高校不可能发展智库，有的则认为学术与智库趋同性很大，^【3】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看上去都有一定的道理，彼此间无法相通，且不能成为普遍的业界共识。如果不能深度厘清智库与学术之间的关系，那么，旨在鼓励智库发展的各项政策就无法与学术相辅相成，也不能促进以学术为主业的高校、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系统等长远发展，反而会导致智库行业产生诸多“智少库多”、“鱼龙混杂”等消极负面现象。^【4】

为此，笔者从学术与智库两类“学者行业”的历史起源出发，谈及近年来智库行业的最新进展，进而得出“智库与学术的分野自古有之”的初步结论。接着笔者论述智库与学术近年来逐渐呈现的行业主体、行为旨趣、工作内容等三方面的差异，以及目前智库研究因服务对象差异产生的分类不同，最终描述智库与学术两者之间相互尊重、团结和借鉴的发展未来。

智库与学术的千年分野史

按德国著名思想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在《论学者的使命》中的定义，无论是从事智库的人，还是从事学术的人，都可以视为“学者”，即“本质上具有与知识的生产、传播相关联的使命”。^【5】这种定义同样能概括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起源。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式的个人修养与远大理想，以及所谓“出世”、“入世”的使命差异。

一般看来，所谓“出世”者，讲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希望探索天下大经、大法、大道，问询宇宙万物的本源，深究个中细节的原理，像是现今从事学术的学者群体，旨在关心与现实相对较远的话题与理论思考。^【6】

所谓“入世”者，则讲究“群臣有待问之时，谏官有请对之时”（《读通鉴论》），投身于社会与国家事务，为决策者出谋划策，辅佐幕主平邦治国，与当代智库学者的角色一脉相承，旨在探索与政策紧密相关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7】

综观历史，随着社会运行规则的不断演化与国家行政管理的日趋复杂，学者功能也随之发生了诸多富有传承意味的时代变迁。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有一批介乎官民之间、或有官衔但无意为官的读书人，志向远大，心忧天下，追求精神自由，抒发政治主张，阐释人生哲理，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与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学术传承”。

另一批学者则“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被封建统治者所招揽，成为决策者所依重的智囊，如春秋战国门客、三国谋臣策士、明清师爷与幕友等。他们博闻通识，经世致用，察微知隐，计远谋深，议失纠谬，或辅佐决策者争霸天下，或献策朝廷巩固统治，或建言帝王调整政策，成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典范。^【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