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人的民主观

民主的原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如果问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与实现形式，世界各大文化圈里的人民理解未必相同。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但对那个被叫作“好东西”的“民主”理解却非常不同。我们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大家都喜欢民主，他们支持的就是同一种东西。西方不少人自负地相信，只有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才是正宗的、对民主唯一正确的理解，这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实证研究表明，东亚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14]，儒家文化圈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15]，中国的民主观也有其独特之处[16]。如果有人不去追求中国人自己理解的那种民主，而是费尽心机试图在中国复制西方人理解的那种民主，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称不上是“民主派”，因为他们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违背了民主第一定律：人民当家作主。

对民主的理解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从形式上理解民主，另一类从实质上理解民主。前者关注某些据说是民主特征的东西，后者关注政策是否产生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结果。如果这么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属于哪一类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恰好包含了与两类理解相关的问题。在被问到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时，受访者有4种选择：有可能通过选举改变政府；享有批评当权者的自由；贫富收入差距不大；所有人都享有衣食住等必需品。

表1对比了9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我们看到，确有近三成的中国大陆民众认为，民主首先意味着赋予人民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还有4.2%的民众把民主理解为自由（如批评当政者的权利）。选择这两种形式标准的人加在一起，约为民众的1／3。更多的人倾向从执政的成效来评判政治体制是否民主。28.9%的人把能否控制贫富差距作为民主的尺度；更有近四成的人认为，只有保证所有人都具备衣食住等生存必需品的体制才称得上民主。选择实质标准的人加在一起，比2／3还多。可见，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心目中，民主是实质意义上的民主，而不是徒有其表的民主。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台湾实行的是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台湾民众理解民主的方式与大陆民众没有太大区别。在东亚其他国家，倾向形式民主的人更多一些，基本上在五成左右，只有泰国超过2／3。

也许有人会怀疑表1的受访者中成年人居多；在怀疑者看来，年轻人也许会更倾向接受“普世”的民主标准，亦即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如果这个假想成立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普世”民主标准看齐。实际情况如何呢？

依据最新的（即第三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图1显示了年轻人（即生于1980年以后）心目中的民主。[17]在中国大陆，分别有30%的年轻人把民主理解为“良治”或“社会平等”，两者加在一起占被调查人数的六成；而把民主理解成“民主程序”或“自由”的人为四成。中国台湾的情况依然与大陆不相上下。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年轻人对民主的理解与成年人的理解几乎没有什么差别。[18]除了大陆与台湾以外，多数年轻人在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的国家还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只有蒙古、菲律宾、柬埔寨是例外。但即使在后三个国家，仍然有一半人在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与在形式上理解民主的人旗鼓相当。

仅仅与亚洲邻居相比，中国人对民主的实质性理解还不太突出。但如果与美国人相比，这个特点就十分明显了。表2所依据的数据来自2010年在美国所做的民调以及2011年在中国所做的民调，它包括了两组、四个选项，测度人们到底是在形式上（A组），还是在实质意义上（B组）理解民主。很明显，美国人更注重民主的形式，而中国人更注重民主能否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内地研究机构的相关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与境外研究机构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1年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中国人的民主观对内容与实质的重视远超过形式与程序。[19]

四、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偏重内容与实质的民主可以称之为“代表型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而偏重形式与程序的民主观可以称之为“代议型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总体而言，东亚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更偏好前者而不是后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这两种类型的民主却相去甚远。表3列举了两者之间在三方面的差异。

对于代议型民主而言，最关键的概念是“代议士”。“代议士”是英文representative的一种中文译法，流行于清末民初时期，现在这个英文词通常被译为“代表”。[20]不管如何翻译，它指的都是由选民选出来的人，主要指选出来的议员，但也包括选出来的行政首脑（如美国总统）。不过，将representative译为“代表”在很多情形下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欧美各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中，选出来的人并不是选民的传声筒，不是人民的代表。[21]恰恰相反，一经选出，这些人便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行事，因为据说“选民不是天使，对公共事务未必有健全理性的判断，会常常出错，甚至会被领入歧途”，需要有“政治判断能力”的精英为他们把关。[22]换言之，选举只不过是普通民众向政治精英授权的一种形式。选出来的精英们不必原汁原味地代表人民，只需代人民议政、替人民做主即可。这种制度倡导者的话很直白：这些选出来的人“根本就不是选民的代表……民主国家需要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公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代议士）！”[23]

既然不让人民大众自己当家作主，只许一小撮选举出来的精英（美其名曰“代议士”）为民做主，这种体制的民主性体现在何处呢？代议型民主的辩解方式是重新定义民主：把要求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叫做“古典民主”或“乌托邦民主”；而现代民主则被定义为“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或代议士经自由竞选产生的政治体制。[24]经过重新定义以后，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是民主的；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不是民主的。[25]

为什么经过自由竞选产生的政府便是民主的呢？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为其提供支撑。一种理论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授权论），其关注点是政客如何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另一种理论强调选举隐含的惩罚功能（问责论），其关注点是政客如何结束他们的政治生涯。

按照授权论的说法，在竞选过程中，政党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并推出各自的候选人，选民则有权选择支持哪个政党或哪个候选人，他们会把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政党与候选人。既然当选者是在得到了选民赋予他们的授权后才开始执政的，这种体制当然是民主的。

但授权论实际上基于三个未加言明的假设，缺一不可。第一，选民们是理性的，他们清楚全面地了解候选政党与候选人的各种政策主张、实现这些政策主张的前提条件、执行这些政策主张的可能后果；第二，政客们会恪守承诺，上台后会不折不扣地推行自己在竞选过程中主张的那些政策；第三，按竞选纲领推行政策符合选民的最佳利益。但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容易，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选民未必是理性的，往往在政治上十分无知；[26]政客在很多情况下不愿、不会也不可能按竞选纲领行事；况且，如果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竞选语言付诸实施的话，选民不大可能从中受益。[27]更糟糕的是，现代选举是极其昂贵的，参选政党与个人必须筹集高额竞选经费，否则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对参选政党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一般选民，而是那些有能力捐款的金主们。既然没有金主抬轿子就上不了台，这些金主才是真正的“授权者”。

问责论的前提就是假设：第一，政客未必会恪守竞选承诺；第二，即使他们恪守承诺也未必对选民有利。问责论进一步假设，当出现上述情形时，选民肯定会不满；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时，不满的选民会把当政者赶下台，选另一批政客上台替换。这就叫做问责，下台的可能性是问责的基础。如果代议士希望连选连任，不想下台，那么他们就必须在任时小心行事，以赢得选民的欢心。

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都十分复杂，任何一项政策从酝酿到草拟、到拍板、到出台、到贯彻落实，会卷入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派系、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官员。除此之外，政策效果的好坏还取决于内外环境。选民如果对政策的效果不满意，他们未必准确地知道应该惩罚谁。政客当然一定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卸责（英文叫shirk），把选民的不满引向别人、别处。

另一个问题是，问责论假设，可供选民挑选的政党与政客很多，不满意甲，可以选乙；不满意乙，可以选丙；以此类推。实际上，在两党制下，只有两个党可供选择；到多党制下，选择也不多。在挑选余地不大的情形下，选民往往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出现下面这幅漫画中描绘的局面。[28]

更何况，对政客而言，连选连任固然不错，即便败选，天也不会塌下来。不仅如此，离开政坛后，也许油水更大。例如，近年来，美国将近一半落选国会议员投入游说团体，薪酬比担任议员高得多。[29]再如，克林顿夫妇，一位是前总统，另一位是前国务卿，退出政坛后，他们每年的讲演收入便是天价。[30]换句话说，在政坛干几年后退出政坛有可能获得高额“期货”回报，问责的潜在威胁恐怕只是个“纸老虎”。

由此说来，不管是“授权论”还是“问责论”都无法说明所谓“代议民主”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的。三位研究代议制的权威学者对此的评论是：“代议政府的创立者期待，他们鼓吹的那些体制安排会通过某种方式诱导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并不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两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是不清楚”。[31]

与代议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关键概念不是“代议士”，而是“代表”（representation）。按照经典著作《代表的概念》作者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的定义，“代表”的含义是以实现公众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代表的主体是否经过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是另外一个问题。[32]代表型民主的基本假设是，民主可以经由各种不同的代表机制实现，不一定非得要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士来实现。既然如此，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就不再是存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说，“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回应其公民的偏好，而所有公民在政治上完全平等”。[33]这里，重要的不是代议士在多大程度上能为选民代言（representativeness），而是政府对民众偏好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达尔的这番话实际上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设定了标准：代表型民主的标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达尔所说的“偏好”（preferences）。我们认为，这里的“偏好”主要不是指人们的主观要求（wants）。无论何时何地，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迎合公众的漫无边际的欲念。相反，“偏好”指的主要是民众的客观需求（needs），以及他们就需求而提出的意见、建议等。

为了与“授权论”和“问责论”加以区别，我们可以将以上说法称之为民主的“代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