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通过与代议型民主进行对比，这篇文章梳理了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也许国内外有不少人仍会对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称之为“民主”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历史已经终结，民主只能采取一种形式，即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代议型民主。既然，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与代议型民主不同，那么它就肯定不是民主的。这种武断与霸道是典型的“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鹖冠子·天则》）。如果中国也有人也持这种看法，那只能叫做“目有昧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

但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相信，中国践行的就是某种民主。如表4所示，中国大陆有27%的民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民主的；50.4%的民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但存在某些小问题；持这两种判断的民众加在一起高达77.3%。认为中国并非民主的人只是极少数，仅占民众的1.7%。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只有在越南，认为本国是完全民主的民众比重比中国更高。[107]如果有人对此断言，中国老百姓把本国政治制度看作民主是种误判，那么他们自己才是被偏见蒙住了双眼；如果有人断言，中国老百姓太愚蠢不了解民主为何物，那么他们根本不配谈论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谈民主首先要相信人民大众的判断力，而不是把民众看作扶不起的阿斗。那些把自己看作启蒙者、救世主的人实际上是民主大道上的绊脚石。

中国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呢？因为民众把政府是否回应老百姓的基本诉求作为判断它是否民主的标尺，而中国政府对民众的诉求的确具有较强的回应性。表5显示，相对于亚洲其他地区，认为政府对人民诉求的回应程度“非常强”的大陆民众最多，达28.2%，比越南高4.7%，比台湾高25.8%；加上认为回应程度“比较强”的人，中国大陆还是排第一，达88.1%，高于居第二位的越南（85.2%）2.9%，高于居末尾的蒙古（25.0%）63.1%。

如果我们尊重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相信中国老百姓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判断，本文开头提到的“悖论”便迎刃而解了：中国人偏重实质意义上的民主；既然政府对民众基本诉求的回应性较强，民众自然将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这种民主就是本文着重讨论的代表型民主；对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民众没有理由不信任。

三位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持。他们发现，“要解释中国人民对政府为什么高度信任，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是最重要的原由”。[108]“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项目的负责人、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的研究与上述结论也完全吻合：“这个政权显示出保护贫弱者、保障其获得基本必需品的意愿与能力；它稳步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法治；人民可以感知它对自身需求的回应性。这一切是人民对政权机构持续信任的最重要原因”。他并断言，“由于中国具备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革命遗产，也由于它在世界上处于独特的地位，它正在建构另一种政治正当性的公共话语体系，正在开辟它自己的政治现代化道路”。[109]

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十全十美。与其他政治制度一样，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相当严重，需要下大气力改进，没有任何固步自封的理由。但我们也决不能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还带有缺陷便妄自菲薄，把自己的优势当作劣势随意抛弃。不经过深思熟虑便盲目“接”别人的“轨”是愚不可及的。如果听信他人忽悠，自废武功，到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人世间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列子·天瑞》）。因此，只有秉承“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孟子·梁惠王上》）的立场，才能“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参考文献、注释

[1]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2]Paul Kingsnorth, One No, Many Yeses: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Global Resistance Move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3]David McNally,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Globalization and Anti-Capitalism, Winnipe: Arbeiter Ring, 2006.

[4]英文即legitimacy，内地学者往往误译为“合法性”，但legitimacy与合法与否没有必然关系，因此在香港常用的译法“正当性”更为贴切。

[5]这项研究调查了来自26个国家的超过31000人，其在中国部分调查了1500人，包括1000名普通公众，500名“有识公众”。“有识公众”指的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年龄在25～64岁间，受过高等教育，家庭年收入居本国该年龄组前的1／4，有阅读新闻或观看电视新闻的习惯，并持续关注新闻中有关公共政策的信息。

[6]2013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http://www.edelman.com/insights/intellectual-property/trust-2013/.

[7]基于这类调查写出的学术论文非常之多，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

[8]John James Kennedy, “Maintaining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te-controlled Media,” Political Studies, Vol. 57, 2009, p. 517.

[9]Heike Holbig & Bruce Gilley, “In search of legitimac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Bringing ideology and governance back in,”GIGA Working Papers, No. 127, March 2010, p. 6.

[10]基于2008年全国性样本的研究结果，参见Michael S. Lewis-Beck, et al., “A Chinese popularity function: Sources of government suppor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April 30, 2013, doi: 10.1177/1065912913486196；基于2011年五个城市样本的研究结果参见，Yang Zhong & Yongguo Chen, “Regime support in urba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53, No. 2, 2013, pp. 369-392；基于2012年底、2013年初全国性样本的研究结果参见，Wenfang Tang, et 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The Diplomat, June 17, 2013, http://thediplomat.com/2013/06/17/government-for-the-people-in-china/。

[11]这种说法在西方很流行，例如保罗·克鲁格曼2013年7月19日在一篇文章中自问自答道：“这个政权的认受性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参见Paul Krugman, “China’s ponzi bicycle is running into a brick wall,”New York Times, July 19, 2013,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25/c25krugman-blog/en-us/。

近年来，有人还试图用中国体制的“适应性”、“回应性”来解释为什么其认受性很高。中国体制具有“适应性”、“回应性”不假，但如果坚持“威权主义”分析框架的话，根本无法解释中国体制为何可以具备“适应性”、“回应性”，更不要说解释中国体制的“认受性”了。

[12]Chu Yun-han,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AB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2, 2011, p. 23,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newenglis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no.52.pdf.

[13]Wenfang Tang, et 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14]Yun-han Chu, et al.,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Zhengxu Wang, Democratization in Confucian East Asia: Citizen Politics in Chin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and Vietnam,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07; 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7]在这次调查中，受访者四次被以不同的方式问及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每次他们可以从四种选择（分别代表“良治”、“社会平等”、“民主程序”、“自由”）中挑选一个。之所以要反复四次、以不同的排序提问是为了避免因提问排序造成偏差。

[18]Yun-han Chu & Min-hua Huang, “East Asian youth’s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voices of Asia’s Youth”,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nd co-sponsored by Asian Barometer Surve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eptember 20-21, 2012, Taipei, p. 6.

[19]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

[20]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仍然习惯于使用“代议士”。

[21]应奇、刘训练（主编）：《代表理论与代议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22]刘军宁：《代表，还是议员？》，搜狐网，http://business.sohu.com/20130813/n384072126.shtml。

[23]同上。

[24]这方面最经典的论述参见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建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一书的第21章“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和第22章“民主的另一个理论”。

[25]近年来，一批学者与政治家对选举政治提出批评，因为即使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它也十分容易被操控。作为替代或补充，这些人将注意力转向随机抽选（sortition）。在合资格人群中随机抽选出来的人即可被称作“代议士”，又可被称作“代表”，因为他们的组成结构与人群的组成结构十分接近。按照随机抽样的理论，哪怕他们以“代议士”的方式运作，自己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他们的意见与建议也能“代表”整个人群。

[26]这方面有大量实证研究，其中较新的一份研究是Bryan Caplan,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7]例如，美国大选期间，总有美国官员对中国政府解释，不必对候选人的疯狂“竞选言论”当真。早在1981年，邓小平就在会见乔治·布什等美国客人时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布什先生来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理解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参见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04/content_2546615.htm。

[28]该漫画来自http://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13/09/05/。笔者将英文译为了中文。

[29]1998年以来，已有338位前国会议员加入游说团体，参见Jonathan D. Salant, “Congress members sprint for money to lobby after election,” Bloomberg.com, May 9, 2013,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5-08/congress-members-sprint-for-money-to-lobby-after-election.html。

[30]据《纽约时报》2013年7月11日报道，自比尔·克林顿2001年从白宫卸任以来，克林顿夫妇靠名望、口才的家庭经营总收入已超过1亿美元，参见Amy Chozick, “Hillary Clinton taps Speechmaking gold mine,” New York Times, July 11,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7/12/us/politics/hillary-clinton-hits-the-lucrative-spee-chmaking-trail.html?pagewanted=all&_r=0。

[31]Bernard Manin, et al., “Introducation,” in Adam Przeworski, et al.(eds.),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

[32]Hanna F.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3]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

[34]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5页。

[3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36]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37]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载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页。

[3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

[39]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1页。

[40]Brantly Womack, “In search of democracy: Public authority and public power in China,” in Brantly Womack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3-89.

[41]Brantly Womack,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hina and Vietnam,”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4, 1987, pp. 479-507.

[42]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4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44]毛泽东：《组织起来》，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

[45]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5页。

[46]一本较早倡导参与民主的书是Carole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近二十年来，批评代议民主，鼓吹参与民主的著作多起来了，例如William R. Nyle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Versus Elitist Democracy: Lessons from Brazi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Thomas Zittel & Dieter Fuchs (e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n participatory engineering bring citizens back in?New York:Routledge, 2007.

[47]王绍光：《不应淡忘的公共决策参与模式：群众路线》，载李朱（选编）：《群众路线大家谈》，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337页。

[48]关于美国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参见Kay Lehman Schlozman, “What accent the heavenly chorus? Political equality and the American pressure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6, 1984, p. 1014; Frank R. Baumgartner & Beth L. Leech, “Interest niches and policy bandwagons: Patterns of interest group involvement in national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3, No. 4, 2001, pp. 1191-1213; Sidney Verba, et al., The Unheavenly Chorus: Unequal Political Voice and the Broken Prom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2。

[49]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载《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50]同上，第45页。

[51]李源潮：《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载《学习时报》2011年9月12日。

[52]彭美：《全国推广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合署办公》，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3月13日，转引自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1-03-13/051122104145.shtml。

[53]《海南率先提高信访局行政级别，成立省委群工部》，载《新京报》2011年7月14日，转引自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5150598.html。

[54]黄少鹤、庄严：《宁德20多年坚持“四下基层”的执政实践和经验启示》，载《福建日报》2012年5月2日，转引自“金黔在线”网站，http://www.gog.com.cn/zonghe/system/2012/05/02/011433612.shtml。

[55]徐京跃等：《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ldhd/2011-02/24/content_1809442.htm。

[56]《习近平作省部级领导研讨班总结讲话》，国务院参事室网站，http://www.counsellor.gov.cn/Item/10506.aspx。

[57]周汉民：《人民、改革、民主是十八大报告的主旋律》，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网站，http://www.shsy.org.cn/node933/shsy/jczt/node1839/userobject1ai1760559.html。

[58]《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04/c_113906913.htm。

[59]《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9/c_115459770.htm。

[60]“Google搜索解析”提供类似的服务。

[61]如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2013年4月下发规定，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参见《经习近平主席批准 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规定〉》，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3-04/21/content_2384523.htm，2013年4月21日访问。

[62]郑科扬：《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载《求是》2013年第16期，转引自求是理论网，http://www.qstheory.cn/zxdk/2013/201316/201308/t20130813_259183.htm。

[63]必须指出，不少人往往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混为一谈。群众运动曾经用于贯彻群众路线，但贯彻群众路线不必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64]魏礼群、郑新立（主编）：《新时期调查研究工作全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5]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与跋》，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页。

[66]《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44/4490536.html。

[67]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68]关于农村合作化的调研材料编入毛泽东亲自作序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5年）三卷本；关于为准备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所进行的调研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506页。

[69]闻言实：《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载《党的文献》2013年第3期，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网站，http://www.wxyjs.org.cn/ddwxzzs/wzjx/2013n3/201305/t20130516_139304.htm。

[70]习近平：《我是个能够提醒自己、约束自己的人》，载《人民文摘》2004年第3期，转引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2086/11500/1037377.html。

[71]张凤安：《习近平：从陕北的山沟一路走来》，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3月10日，转引自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pecial/2008lianghui/huanjie/ziliao/200803/0310_2978_433841.shtml。

[72]陈芳：《习近平主政浙江：9个月跑遍69个县》，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onggong18da/dujia/detail_2012_11/15/19187238_0.shtml。

[73]张凤安：《习近平：从陕北的山沟一路走来》。

[74]习近平：《我是个能够提醒自己、约束自己的人》。

[75]阚枫：《中央新领导层密集“走基层”，足迹遍及八省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05/c_124322246.htm。

[76]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第六章“集体调研机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126页。

[77]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页。

[78]毛泽东：《致张平化》，载《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2页。

[79]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与跋》，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

[80]陈云：《做好商业工作》，载《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81]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这是习近平2011年11月16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学习时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6349466.html。

[82]吕传彬：《1956年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回家乡调查始末》，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19/c_122605061.htm；尹福瑛：《一九六一年田家英浙江农村调研》，载《百年潮》2002年第12期。

[83]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第10页。

[84]毛泽东：《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问题的一封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

[85]马社香：《建国初期“毛泽东式”的调研》，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期，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http://marxism.org.cn/detail.asp?id=3083&Channel=12&ClassID=12；宋斌全：《六十年代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记述》，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4期，第43～48页。

[86]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87]同上。

[88]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0-02/08/content_1531011.htm。早在1958年，毛泽东主导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25条就对领导干部的调研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见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6/content_2423605.htm。

[89]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90]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9页。

[91]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与跋》，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页。

[92]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93]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与跋》，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17页。

[94]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页。

[95]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96]毛泽东：《致邓小平》（1961年4月25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8页。

[97]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页。

[98]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习近平注意到，“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他因此警告，要避免“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并建议，“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据习近平说，“近年来，有些领导干部包括有的省部级干部不打招呼、不要陪同，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深入基层和群众之中进行调查研究”。据报道，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近年来的驻村调查就彻底做到了不搞层层陪同、逐级汇报，而是带上两三位随员，走村入户，由村干部带路，连当地乡镇干部都不让靠近，市、县委书记只是在驻村结束时的座谈会上才能够碰面。参见郭奔胜：《“深耕”群众：省委书记下乡记》，新华网，http://www.js.xinhuanet.com/2013-04/22/c_115480589.htm。

[99]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100]同上。

[101]同上。

[102]陈云：《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载《陈云文选》第3卷，第250页。

[103]陈云：《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载《陈云文选》第3卷，第188页。

[104]毛泽东：《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0页。

[105]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106]参见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绍光等：《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五年规划的制定》（暂名），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07]在问及这个问题时，中国大陆受访民众中表示“不知如何回答”，或选择“不回答”的人比重较高。之所以设置这两种选择，是为了让各地受访者不必违心答题。然而，即便包括使用这两个选项的人，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民主的人仍高达20%，还是超过除越南以外的所有地区；如果加上那些认为本国是有点小缺陷民主制度的人，比重仍高过菲律宾、印尼、中国台湾，与蒙古不相上下。

[108]Wenfang Tang, et 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109]Yun-han Chu,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The China Review, Vol. 13, No. 1, 2013, p.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