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柏林墙倒塌前后东德人民生活的变化

○您能谈谈您在东德的生活吗？您感觉在东德的生活与美国有什么不同？

●当我到达东德时，造成了毁灭性后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七年。被战争严重破坏的东德，除了劣质褐煤外，几乎缺乏所有的自然资源。但我没有看到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饥饿和衣衫褴褛的人；商店和餐馆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和基本商品。当然，东德的生活和西方仍有些差距。公共汽车服务还没有开通；晚上经常会突然停电，需常备火柴和蜡烛。在战前建造的大多数公寓里没有中央供暖，也没有冲水马桶。但我并未抱怨，总的来说，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日常生活总体是比较正常的。

我在一家大工厂工作了五个月。在一个小工组中，我负责搬运橡木和山毛榉锯成的长木板，这些长木板被用来制造火车车厢。这项相当费力的工作让我有机会把它与我在布法罗的工作进行比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食堂每天都有一顿丰盛的午餐。食堂由工会经营，价格很低。由于德国人吃饭以午餐为主，早餐和晚餐都吃得很少，所以我几乎不用去购物和烹饪。而在布法罗，除了一台油烟机，公司什么也没有提供。

另一个区别是，在布法罗我每年有一周的假期；三年后将会增加到两周，但前提是我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而在民主德国，每个人至少享有三周的年假，即使换工作也不影响。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工作时间去看工厂的医生，甚至还可以在工厂的合作社购物。如果镇上的商店里来了比较紧缺的进口商品，比如柠檬或葡萄干，或者新鲜的樱桃、草莓、西红柿等，至少有一个工组的成员会在上班时间为其他所有人去采购。有时候整个工组的人都会加入这个行列。

总的来说，这里的气氛更为轻松，工人和工头之间没有冲突，没有人担心被解雇，工作空缺无处不在（而且法律禁止解雇工人）。此外，当时东德的工资是用现金支付，不像美国那样使用支票支付（这通常意味着兑现时的经济损失）。

后来，我换了一份工作，成为一名学习如何操作车床的学徒。之后我又上了大学，在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新闻学院学习了四年。莱比锡是一个有着50万居民的城市，作为一个纽约人，这里让我感到非常友好。这所学校在很多方面都与哈佛大学不同：新生被分为约25人组成的班级，不仅在前两年听相同的课程和研讨会，还一起观看电影和戏剧，一起参加体育活动（如排球和乒乓球）以及“政治生活”（许多会议和游行）。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半志愿性的工作，比如帮助新的合作农场，给它们的甜菜除草或者帮忙收获土豆；清理最后剩余的战时废墟；建造一个新的大足球场，或者帮助固定巨大露天煤矿的轨道。尽管身体酸痛，但我很享受与这些农场工人、建筑工人、矿工相处的过程。

当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当时哈佛大学的学费外加吃饭、住宿、医疗等费用仍然比较低，每年不到1000美元（今天已近6万美元）。尽管有500美元的奖学金（我的成绩至少需达到B级），但这对我来说仍然很困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有的大学都不收取任何费用，以极低的价格提供食物和住宿，每月提供足够的资助来支付所有的生活费用。

我四年的学习和我非常幸福的婚姻，让我完全融入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社会，很多东西都令人印象深刻。我因为肝炎在医院住了九周。医院的所有检查和治疗，以及随后两次四周的康复治疗，都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在治疗期间我还收到了90%的工资。我的妻子为治疗风湿病用了三种疗法，同样全都是免费的，并且照常领薪水。牙科护理、新牙、眼镜、助听器、处方药，所有这些都不用打开我的钱包就能获得。

我的两个儿子出生时的分娩费用也是如此。我的妻子得到了六个月的全薪产假（如果她想要的话，还可以再加六个月，这六个月虽然无薪，但工作有保障），外加一笔可观的经济补贴。这笔补贴分五期支付，旨在改善产妇的健康状况。孩子自出生之日起，一切都是免费的，从托儿所、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都是免费的。

如果女性没有生育孩子的计划，或许她已经有了想要的一切——在1972年之后，堕胎或者避孕援助都是免费的。职业女性和单身父亲每个月都有一天带薪假期（也就是所谓的家庭日）。这些在我的祖国（美国）都仅仅是一种梦想！

1986年2月，维克多·格罗斯曼（左）在东德，图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柏林墙倒塌后，原东德人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1989年11月4日，在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一场盛大的游行结束，大约20名演讲者呼吁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改革，但不是推翻它。然而，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显然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五天后，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终结的开始。12月8日-9日，统一社会党罢免了老的领导人，选举了新的领导人。新领导人否定了其执政党地位，谴责过去的“斯大林主义方法”，并将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

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3月18日，右翼政党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在选举中的胜利，决定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终命运。该党与时任西德总理、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主席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有密切的联系——科尔在群众集会中承诺两德的统一将很快带来“繁荣景象”，“没有人会过得更差，很多人都会更加富裕”。排名第二的社会民主党，也基本持类似的观点和立场，而唯一一个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党，只获得了16%的选票，被迫陷入了一场失败的保卫战。

科尔的承诺激起了很多东德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结束东部人的自卑情结，开始能享受跑车、时尚衣服、愉快旅行以及其他美好事物的新生活。两德统一后，东德很多商店重新开张，但发生了巨大变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产品被西方产品所取代。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街道上到处扔着二手的东德家具，取而代之的是西德风格的卧室、客厅和浴室家具。许多特拉贝特小轿车（东德汽车品牌）被遗弃了，而欧宝、菲亚特和大众汽车开始堵塞城市街道。

书店里到处都是旅游指南、操作指南以及华丽的平装书，封面上印着穿着暴露的美女，还有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以及托洛茨基等人所著的之前被禁止的政治作品。数以百万计的民主德国的书——不仅仅是马克思或列宁的书，还有漂亮的艺术书籍、经典著作、美国畅销书译本，都被扔在垃圾堆里，或以其他方式被销毁（包括我的一本书）。

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即使是看起来很美妙的西德马克也不会长在树上——而是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取。但是在哪里能够得到呢？就在1990年7月1日这一天，东德所有8500家国有企业被西德安斯塔特（信托机构）接管：不仅包括工厂、发电厂和矿山，还有大型餐馆和酒店、大量的公共住房、德发电影制片厂、国家药房零售网络，甚至马戏团，以及大约24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和森林。该公司拥有400多万名员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它的任务是将自己分拆，并全部私有化、推向“自由市场”（出售、拆分或关闭）。

东德的许多工厂确实是过时或低效的，由于对现代钢铁、机器和农业设备项目的优先需求而投资不足，但仍然有一些工厂是应用了最先进技术的新建、重建工厂。它们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因为其主要外国客户——东欧国家已经不能使用以前的卢布来进行转移支付，而必须使用难以获得的西方资产用以支付。如果东欧国家能以同样的价格购买来自日本、美国或西德的著名产品，为什么还要购买东德的产品呢？而西德的消费者以前邮购东德的产品，是因为它们物美价廉，现在则不得不支付“正常的价格”。甚至本地市场也枯竭了，因为东德的顾客急于购买以前他们渴望的名牌产品，这些产品在超市货架上很容易买到，而原东德地区的产品，即使超市有的话，也很难找到。

如果一家工厂足够幸运的话，它可能会被以前的西德竞争对手收购。这些企业通常是一些垄断巨头，并利用较低的工资、较长的工作时间和可怕的失业压力来压榨工人。但许多工厂的收购价格都非常低，在工厂里的机器被卖空之后，这些工厂也就被遗弃了。当火车穿越工业区时，可以看到空荡荡的工厂墙壁，到处都是涂鸦和破碎的窗户。聪明的骗子在这个过程中大发横财，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却失去了工作。到199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经拥有的巨大的财富和经济价值，都被神秘地变成了债务，其原因被归咎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效率低下。

大量的行政办公室也被关闭或大幅减少，工作岗位减少了200万个。管理层由来自西方的第二线或第三线“专家”接管，他们因为在“落后的东部”工作所造成的牺牲而获得特殊“奖金”。他们通常在周二、周三、周四在东部地区担任经理，而周末多数回到在西部汉堡或埃森的家中。

我曾经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教授高级英语课程。当它在1991年关闭时，一些最著名的教授在其他国家或教会医院找到了职位。但我的大多数学生，无论有没有博士学位，都失去了工作，而且往往还失去了作为科学家的职业。在大学里，包括历史、法律、语言、社会学、哲学等学科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教师都被淘汰。自然科学教授由曾经的西部竞争对手组成的委员会来评判，如果他们曾经与“史塔西”（Stasi）有任何联系（但大部分东德科学家如果想去西方旅行或者购买西方设备的话，都要通过“史塔西”），就会被淘汰。

几乎所有的广播和电台记者都被解雇了，所有的节目都被取消了——除了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睡魔”节目。还有无数的报刊记者失业了，他们只能去不同的西方出版公司工作，这些公司都持尖锐的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观点。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很好的记者，虽然仍然在他之前的画报工作，但他只能做一个西部来的年轻人的下属，这个人不了解东德的事务、习惯或愿望，却能领到更高的薪水，直到这个受欢迎的杂志像它大多数东德同行一样消失。

东德许多城镇都以一两个工厂为中心，为工人或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提供几代人的工作机会。当这些工厂关闭时，这些城镇也萧条了。年轻的夫妇离开了，也有许多年轻女性在西德或国外寻找工作。因为母亲离开而无人照顾的孩子，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也看不到什么希望———直到来自西部的法西斯分子开始组织他们。留下来的主要是老人。在这些城市里，失业的30多岁的男男女女试图通过卖保险等来维持生计，五六十岁的人们在街上和公园里闲逛。在表达了最初的欢迎之情后，许多原西德人倾向于看不起他们贫穷的东部“兄弟姐妹”。原来在东德地区生活的人们，被赋予了一个歧视性的称呼——“东部佬”（Oss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