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美国外交官查尔斯·博伦（Charles Bohlen）在1947年总结的那样，当莫斯科在东欧实行全面控制时，“世界的确变成了两个，而不是一个”，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最后在军事上”联合“非苏联世界”。

遏制共产主义的学说因此催生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地缘政治的“西方”（而不是模糊的文明概念），很快体现在新的机构之中，例如北约、正在一体化的欧洲，以及经合组织。西方成为一个秩序中的秩序——一个市场民主国家俱乐部，嵌套于一个更广泛的全球体系中，这个体系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类大型成员组织构成。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内部秩序开始纳入更为多样化的市场民主国家，最显著的是日本。日本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并非“西方”，但它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原则。

今天一些分析人士提到的“全球北方”，说的正是这个内部秩序。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共同依恋支撑了西方的团结。《华盛顿条约》（1949年）的序言（该条约确立了北约）承诺联盟成员要：

“捍卫其人民的自由、共同遗产和文明，这一切建立在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的原则之上。”

美国总统杜鲁门（左二）1949年在华盛顿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签署仪式。 图源：美联社

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将这样的语言视为感伤的装饰，但他们错了。这些承诺切实影响了盟国的行为，塑造了西方国家理解国家利益的方式、相互沟通的方式以及解决偶尔争端的方式。例如，在内部秩序成员之间，战争这一概念变得不可想象。当然，这个群体往往更重视西方内部的民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和后殖民世界的民主，特别是在那些公众倾向左翼的国家。

除了共同的理想之外，西方盟友还能从华盛顿的协商式领导风格中获得安慰，这种风格缓和了美国主导地位的现实。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支持了这种取向，他的话语在今天看来仿佛来自一个久远的时代。

“为了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命运赋予了我们国家自由世界领导权的责任。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向我们的朋友们保证，在履行这一责任的过程中，我们美国人知道并遵守世界领导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坚定与蛮横之间的区别；深思熟虑的目标与对突发事件的痉挛式反应之间的区别。”

在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表述中，美国在西方内部所享有的帝国地位，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邀请下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

苏联及其“东方”伴随的瓦解之后，“西方”依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地缘政治概念与实体而存在。对于一个因对抗苏联而形成的俱乐部来说，当那个对手消失时失去明确性是自然的。但至少在90年代，这个群体并未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集团与对抗，也没有出现削弱美国单极地位的努力。事实上，当时普遍存在一种虽然天真但广泛的期待，即全球的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换句话说，“西方”将不可避免地扩展，涵盖更多国家，因为其他国家将接受自由的、普世的价值观以及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规范架构。

这些希望并未实现。世界没有看到“西方”的普遍化，而是见证了“其他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群多样化的大国和地区性大国，它们不仅希望在国际机构中提高自己的声音，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希望挑战这些机构的组织原则。

更为渐进而微妙的是，“西方”在概念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更加文明化的维度，这一进程因“9·11”袭击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以及2010年代的大规模移民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本土主义愤怒而加速。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西方团结本身依旧坚挺，甚至在特朗普动荡的第一任期之后仍然如此。在拜登执政期间，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得到复兴，它们不仅对美国的安全承诺充满信心，还对华盛顿更广泛的自由主义原则和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愿景抱有信心。

总体而言，西方政府继续追随华盛顿的领导，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一项稳定的投资，并且确信如果形势变得艰难，美国将会支持他们并救助他们。这是一种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安排，以对共同价值、共享规则和相互义务的承诺为支撑。

2024年华盛顿北约峰会，峰会强调跨大西洋纽带（transatlantic bond），即美国和欧洲的安全不可分割。 图源：北约官网

分裂的房屋

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已过去八个月时，那份信任如今已经被打破。在六月的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上，美国的伙伴们努力掩盖不断增长的摩擦，其中包括特朗普施加的高额关税、对盟友施压要求其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对伊朗核设施的单方面打击。与会领导人唯唯诺诺，赞扬总统的果敢，却掩盖了一个事实：他那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与长期以来使西方国家关系区别于普通外交的协商风格完全背道而驰。

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们再也无法将华盛顿的安全保证视为理所当然。总统的夸夸其谈与反复无常，促使许多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结果，本身也不必然与统一的地缘政治“西方”观念相冲突。但特朗普同时也疏远了盟友，并重新激活了欧盟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战略自主”努力。这将使该集团不仅能在军事上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还能追求独立的地缘政治道路。

在亚太地区，盟友们同样担心美国会突然取消他们的“保险保障”。随着特朗普以全面关税攻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美国的盟友们同样正着手多元化其商业选择，并与更可靠的伙伴展开合作，从而在过程中重塑全球贸易体系。这种对冲行为与公众情绪是一致的。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的支持率暴跌，对跨大西洋联盟的信心锐减。2025年春天，仅有2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少算得上可靠的盟友”，而一年前这一比例还超过75%。

七国集团成为特朗普脱离“西方”的制度性牺牲品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创立以来，七国集团一直是西方团结的象征，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柱，将最重要的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以及欧盟——团结在一起。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为它写下过“讣告”，认为它可能会被二十国集团取代，但在2014年，随着当时的“八国集团”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并吞并克里米亚而将其驱逐，这个组织又重新焕发生机。

然而，特朗普却多次批评俄罗斯被逐出，并毫不掩饰他对七国集团的轻蔑——甚至在2018年愤然退出了该集团的峰会。如今，许多观察者将其称为“六加一”。美国与七国集团的疏离，可能会让其成员失去一种与更为多样化的二十国集团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一个志同道合的俱乐部，在那里，世界主要市场民主国家能够协调一致地制定符合其自由主义承诺的政策立场，推动一个开放、受规则约束的世界。

2018年，G7峰会上一次在加拿大举行时，特朗普提前离场，当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承诺将就特朗普对美国盟友征收关税一事与特朗普对峙。

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对中国的怀疑之间左右为难之际，西方的中等强国开始探索与发展中世界新兴中等强国建立新的、更灵活的伙伴关系。这是朝着一种由“多重结盟”定义的国际体系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在这种体系中，各国在外交、经济和安全关系上追求最大的灵活性，而不是始终如一地与特定的大国或集团结盟。

事实上，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欧盟及其成员国正努力与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建立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和更密切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