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交事务》刊登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文章，深入分析了“西方”的衰落及其对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作者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是以自由主义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核心，依托北约、七国集团、经合组织等制度框架，并以美国为主导，维系了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与和平。然而，这一共同体如今正因美国的战略转向而面临解体危机。

文章强调，“西方”的分裂不仅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也体现在内部价值观与政治认同的撕裂之中。欧美社会日益两极化，世界主义进步派与民族主义保守派对“西方”的真正含义争论不休，使得这个概念本身的连贯性与实用性遭受质疑。结果是，美国与其盟友在价值观与威胁认知上不断背离，彼此不再能在关键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

“西方”的衰落，将带来一个更加不稳定的国际体系。虽然新兴大国与部分民主国家可能会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但它们无法复制“西方”在冷战后数十年间所维系的成员间持久和平。失去“西方”这一秩序锚点的世界，将更容易陷入怀疑、敌意与冲突之中。

【文/斯图尔特·帕特里克，编译/张乐词】

人们常常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西方世界”（post-Western world）。评论者们通常用这个词语来宣告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最明显的是中国，但也包括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等。然而，在“其他国家的崛起”之外，一件同样深刻的事情正在发生：即“西方”本身作为一个连贯而有意义地缘政治实体的消解。

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体的“西方”，已经被击打得摇摇欲坠。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给它带来致命一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个由经济上发达的民主国家组成的紧密俱乐部，一直是自由主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支柱。这个集团的团结不仅根植于共同的威胁认知，还建立在对一个开放世界的共同承诺之上，这个世界建立在自由社会与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并伴随着他们集体捍卫这一秩序的意愿。

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欧盟成员国，以及亚太地区的若干盟友，例如前英国自治领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日本和韩国——它们被纳入战后美国的同盟体系，并采纳了民主治理和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原则。

在冷战期间，西方构成了所谓“自由世界”的核心。“西方”不仅在那场两极对抗中存活下来，甚至通过北约和欧盟的扩张，将许多前苏联阵营国家以及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纳入其中，从而扩大了自身的边界。

在过去的80年里，西方国家建立了众多机构以推动共同目标，最显著的包括北约、七国集团、欧盟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更广泛的多边框架内协调政策立场，例如联合国及其机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二十国集团。

1975年11月15日至17日，第一次西方主要工业国首脑会议在法国朗布依埃城堡召开。这就是后来发展成G7峰会的开端。 图源：法新社

当然，周期性的分裂与紧张曾给西方团结带来压力。著名的例子包括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法国总统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对北约一体化指挥体系的挑战、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突然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导弹危机”，以及2003年美国主导的入侵伊拉克引发的跨大西洋不和。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一队法国伞兵正在确认自身位置。这场危机标志着欧洲列强的全球领导地位遭遇挑战。

但这些事件都没有像特朗普重返白宫那样，真正考验过西方的凝聚力。

自今年1月以来，总统在外交、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上全面采取了“美国优先”的立场。他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设想是高度民族主义、主权至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交易化的。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很少谈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更不用说责任。

他鄙视联盟、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他对民主、人权和发展漠不关心，并且已经拆除了美国在海外推动这些价值的能力。他否认本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的角色，包括自由贸易、金融稳定、气候变化减缓、全球健康安全和核不扩散。而且，他还是欧洲和北美右翼民族主义政治力量的最显著支持者，诉诸一种模糊的“文明西方”概念，并对地缘政治“西方”的持久重要性提出质疑。

《纽约时报》近日发文称，特朗普正加速将那些曾经亲美的中等强国家推入中国阵营。 图源：路透社

特朗普的转向令美国最亲密的伙伴震惊。

“我们所熟知的西方已经不复存在。”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四月悲哀地宣称。西方领导人则试图掩盖这些不便的事实，包括在六月的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上，他们竭力奉承、讨好并安抚特朗普。

然而，冯德莱恩的观察仍在回响，因为它与其他领导人的看法相呼应，即便他们通常只会低声表达：但这一次，情况真的不同了。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的“西方”的消逝将带来巨大损失。它将使开放的、受规则约束的国际秩序漂泊无依，并让其失去历史的锚点和进步的主要动力。

支撑地缘政治西方的自由理念在本质上是普世的；而支撑“文明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则执着于保卫边界和恐惧他者。除了在国内威胁自由主义原则外，这些趋势还可能加速“非自由多边主义”的兴起，即由所谓威权大国塑造甚至主导的一种基本国际秩序。当然，西方的衰退也为建设性的中等强国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建立适合21世纪的新型国际合作网络。但它同样预示着一个比西方所帮助建立的世界更加不和平、更加缺乏合作的未来。

邀请下的帝国

在冷战期间，西方作为一个连贯而统一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出现，由一组（主要是）民主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在当时的通俗用语中称为“东方”——并且有别于“全球南方”的国家——一个后殖民区域。那时，大部分东西方的全球竞争以血腥的方式展开。

这种两极格局并不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设想的国际体系。当时，美国战后规划者起草了蓝图，构想一个基于普遍成员资格、多边原则以及大国和谐合作的开放国际秩序，特别是以新成立的联合国为体现。与苏联的对抗挫败了这些最周全的计划，并迫使美国采取遏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