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失衡的业委会

根据业委会的实施情况，可见江边二期的业委会是失衡的，业委会并没有建构物业和居民之间沟通交流的纽带，它于成立之初便将物业与居民放在了对立位置，以期在社区的关系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首先，业委会成员的公心有待考证。业委会一般是在社区发生矛盾需要解决，或者社区主动倡导下，动员社区积极分子而成立的；而江边二期的业委会是在想成立业委会的一小拨人的积极倡导下而成立的。成立请求一度被驳回，却坚持再申，可以看出他们的成立愿望很强烈。

其次，业委会成员缺乏监督。现阶段，业委会的监督并没有形成相关明确的法律规范，也没有指出可以对业委会形成制约的管理部门，导致业委会成立后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而已经出台的规范条例多为宽泛性的指导规范，难以形成约束。在强势的业委会面前，社区居委会难以发挥效用。

江边二期业委会成立后就走向了维权的视角，发展成为在社区场域内追求权力的机构，业委会的独立性和自足性非常强，连社区居委会也难以对业委会产生干扰，社区的治理体现出多元寡头式的特征。

总而言之，业委会的成立和运作缺乏筛选及监督机制，导致业委会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异化，从原该代表居民、反映居民诉求、协调居民与物业纠纷的组织变成维权组织，走到了原定目标的对立面。

三．业委会与物业的对抗机制

从江边花园二期业委会运作的逻辑看，业委会和物业之间的对抗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解读：

第一，物业服务的时间差。

物业作为服务行业，从问题反馈、应答、安排到上门，中间各个环节的完成均需要一定的时间。按照物业服务标准，服务规格等级不同，反馈的灵敏度也不一样。

比如，经常出现的占用车位的现象，从车主举报车位被占用，到保安赶到现场，联系门卫查看来访车辆业主是谁，再到上门联系业主安排挪车、最终业主挪车，整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倘若中间某一环节出现联系不到人的情况，整个过程时间就会拉长。对业主来说，车位是自己买的，当然不希望这类事件消耗自己过多的时间。

业主及业委会要求物业服务满足自己的需求，这就导致物业作为服务者，成为业主权利满足的执行机构。物业与业委会的关系本应是平等协商的，此时却演变成上下级的失衡关系。

第二，业委会的代表性。

城市商品房社区，是高度陌生人和原子化的社区，居民之间相互不熟悉，对社区公共事务多是无暇顾及或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对推选出的居民代表也是不了解的，更谈不上了解自己授权居民代表后，代表会用代表权做一些什么。简单地说，代表变成了形式代表。一旦业委会成为代表们的自我权益表达，不能代表全部居民的真实想法，业委会就成为寡头。

第三，利益的模糊与灰色地带。

社区治理中存在着社区广告、活动场地租借等可为社区创收的利益空间。社区利益空间总体上就这么大，而社区治理主体又是多元化的，因此每个主体都想从中分一杯羹。业委会成立后，企图将利益话语权纳入业主自治的空间体系中，难免会引起其他主体的不满，利益之间的分割就演化为社区治理权力之争。

总体而言，商品房社区中物业与业委会的矛盾纠纷，是利益博弈下的业主自治困境。小区有着大量丰厚的利益，且体量大，管理成本低；各方利益主体，利用社区内陌生人社会规则治理的代表性漏洞谋利，导致业委会成立后并没有建立起业委会、业主、居委会和物业四方之间的良性沟通的渠道，相反，走向物业的对立方，最终使得社区治理陷入失衡的状态。

厘清城市社会中物业矛盾纠纷的复杂机制，对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有着重要意义。而如何塑造社区利益共同体，增力社区共治，这一问题还需要居民在生活实践中进一步摸索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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