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美国不干了，所谓的“小院高墙”策略就是结果。

之前纽约时报有一篇关于“芯片战争”的文章中提到，在芯片制裁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处在一种战争状态。文章引用美国工业与安全局（BIS）的报告称，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不是一种正确的办法，因为所谓的芯片战争等同于大家在田径场上跑马拉松，曾经领先的选手发现后面的人追上来时，不是靠自己往前跑去拉开差距，而是回头拿根棍子把对手敲翻在地，或者去绊他一跤，赢取对手摔倒了爬起来的这段时间继续往前跑。美国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美国自己也知道关键问题在于自身创新能力的持久发展，但你发现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所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等同于要求美国资本从全球投资最丰厚的领域之一撤退，而且美国政府还不保证能给美国资本提供一个有同等回报的替代性投资新环境，也不能保证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比如，这种限制措施只要持续一个、两个或四个财政年度，中国就会放弃抵抗，然后你们这些资本就可以用更优厚的条件把这期间的损失以多少倍的收益补回来，所以基于成本和收益核算，你们还是合算的，等等。

美国政府之前对一些在通信技术行业资本体量有限的中小企业，给过这样的承诺。但这次他们要面对的是华尔街资本。对华尔街整体利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损害，这种博弈就会变得非常微妙。

曾经有过一个案例，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7月31日，来自美国的全球最大投资公司贝莱德（black rock）和摩根斯坦利，收到了美国国会中国特别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传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是反华的加拉格尔，要求他们到国会来过过堂讲讲清楚，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是不是资敌，因为这些投资流向了中国的国防企业，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贝莱德的回应非常简单清晰明了，它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业务是合规的，也是合法的，你这种咖位和档次的角色，敢用这种态度跟贝莱德讲话？知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摩根斯坦利的态度要恭顺一些，写了一份措辞婉转、但同样清晰直接明了的解释投资的合规性情况说明。

戏剧性的是，这之后大概24小时内，惠誉国际出了一份报告，把美国的信用等级往下调一档，从双A调到A。不仅如此，惠誉国际还发了一份很长的声明，解释为什么要下调：

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第一，美国是有优势的，美国的经济生态、商业生态充满活力，但美国的缺陷是什么？政府治理能力，表现出来的就是华盛顿的政治斗争。

从现在开始到一个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债务所超出的比例——不管是在政府财政支出当中的比例，还是在GDP中广义债务的比例，已经和相应评级的中位数相去甚远。在我看来，这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直接、明朗的政治性信号。

为什么这样解读？在美国这个地方，金融市场是对预期和信心的管理，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资本，或是像惠誉国际这样的评级机构，都非常关注这一点。所以惠誉国际下调美国评级之后，市场是有足够的韧性去消化的。

反倒是美国政府跳的比较急。耶伦很着急，说惠誉是基于错误数据给出了一份不当评估报告等等。有人也指出，惠誉没有在美国国债上限两党吵得最凶的时候下调评级，说明它不是为了打击美国国债，不是为了让资本市场承压，而是要给华盛顿的政治人物一个明确警告——一切的行动和言行不要触及美国自身的实体性利益，尤其是不要触及资本根本利益的边界或红线，资本要求的是赚钱。

当然，围绕资本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报道，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在2014年前后，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是讲高盛和金砖国家组织的，当时主要是为了唱衰金砖。但有一位美国官员对高盛说过一句话，你们这些资本根本就不介意屋顶上飘什么国旗，你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利润是否最大化。

对于熟悉马列主义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资本当然是关注这个东西，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本质上是为谋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去服务的，这是一个核心游戏规则。不一定事事都如此，但很明显你不能触及这个边界。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美国出台的相关政策，正在靠近这条边界。很显然，一些微妙的信号已经出现。

回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投资限制令上，你会看到这个投资限制令很有意思。很多人误解，觉得这个投资限制令不是从颁布之日起即日实行，立刻马上切断所有投资。其实不是，这份投资限制令就是从现在开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有足够权限，宣布很多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根据拜登的理由，他认为现在这些领域的投资问题很重要，对国家安全产生了影响，所以行使总统权限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任命财政部长耶伦牵头去做这个事，从现在开始花一年时间讨论清单和相应政策工具，也就是说离限制令具备一个可执行、可落地的方案至少还有一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