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是司徒雷登的认知，司徒雷登其实就在重复艾奇逊的建交三原则。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有效控制原则，其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共产党的权力机构现在还只是那些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并牢固占领着日益扩大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现在仍有相当大的地区在名义上受国民政府的管辖。而且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全国性政府……

第一，他认为共产党还没有解放全中国，大西南、大西北大片还没有进军，所以共产党还没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第二，权利和义务的问题。共产党的态度，黄华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说得很清楚：共产党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条件下，承认任何国家。中美建交必须承认、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司徒雷登的回应是：

事情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完全承认中国人民有权利拥有他们所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中国政府推行有损于双方互利或致力于推翻别国政府的政策，那显然就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了。

6月30日司徒雷登再次致信艾奇逊，讲述双方接触的最新进展：

6月28日，黄华如约拜访了我。他说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来电，他们表示，如果我想访问燕京大学，他们欢迎我去北平。

6月初，傅泾波在和黄华的一次谈话中（里面刻意强调傅泾波问这句话），问司徒雷登是否可以去北平访问他曾经任职的燕京大学。这是一个惯例，以前他的生日和毕业典礼都要去燕京大学。黄华当时没有表态。

傅泾波（右）与司徒雷登（左），两人间的关系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引人瞩目（资料图）

6月18日在讨论到司徒雷登回华盛顿述职时，黄华主动讯问了傅泾波是否允许他进行一次北京之行，傅泾波没有表态。黄华6月28日再一次提及且明确表示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来电，说如果司徒雷登想访问燕京大学，他们欢迎他去北平。

司徒雷登认为这是一项邀请：

不管北平认为这项建议是出自我还是共产党人，我只能把黄华带来的消息看作是毛和周发出的含蓄的邀请。表面上访问燕京大学，实际上是与他们会谈。接受邀请无疑会使他们高兴，并使我有机会陈述美国的政策以及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良好愿望，而且还能使我带给华盛顿关于中国共产党意图的最有权威的信息，此行将有助于加深相互谅解，还会加强中国共产党内部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的力量。

它将使美国对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趋势的不持偏见的态度更直观和更具进取性地表现出来，并有可能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

在电报里他也均衡地讲了所谓负面的影响，包括国民党的担心：

我得到的清晰印象是，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毛泽东 、周恩来和黄华都希望我能够前往。当然，我没有向黄华答复毛泽东口信，只是说，我当然很高兴可以回到燕京大学。

他说双方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最后他问了一句：

我可以乘坐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如果国务院认为北上有必要，请及早指示，以便答复黄华。

这封信在华盛顿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1949年6月30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的官员戴维斯给乔治·凯南写了一份备忘录：

巴特沃斯急于让你了解来自司徒雷登的情报的含义。它的特殊重要性让我感到震撼——其程度甚至超出周恩来所作的非正式谈话。显然共产党人试图从这次访问中尽量获得收益。

我（戴维斯）认为，这次访问的作用不像是司徒雷登所想的那么大（也许它本身是个大事情），它的意义并不比司徒雷登根据我们的指示了解共产党的内容更重要。直接传达我们指示的精神就够了……

巴特沃斯的方案是司徒雷登只在下列条件下接受：他将乘专机去沈阳，确认那里的使馆工作人员离开时可获得的便利条件；带华德夫妇返回，顺道在北平稍作停留，拜访毛泽东。巴特沃斯和我都认为这会使我们在亚洲大长面子，而且也提供了所谓访问的正当理由。

这边特别解释了一句：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条件对共产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接受的，而会谈的机会也就因这样的条件而不复存在。

但是基于一贯的精致利己主义的计算，美方不想司徒雷登成行，要把会谈撕裂的责任推到中方头上。而且他说：

在我看来，可采取这一办法来应付美国公众的批评，即使在会谈举行之后，由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司徒雷登去北平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共产党走，而是去那里向他们宣读“取缔闹事法”，事实上也将如此。

巴特沃思的看法是，最终决策要视美国国内对此事的反应而定，而他很难对此做出判断。此事必须由国务卿权衡并做出决定。

最终1949年的7月1日，艾奇逊致信司徒雷登：

你6月30日的电报已在最高层次上作了研究。现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你的电报中已经阐述了做出这一否定的决定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