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18年，改革开放已经启动40年了。40年弹指一挥间，差不多伴随改革开放同时出生的小朋友，悄然间由穿着开裆裤，迈过了人生不惑的门槛；而我们的祖国，也在这40年间，延续着1921年开始的传奇，走过了波澜壮阔的40年。作为同路人，一路同行，不仅感受着中国的崛起，而且还能以有限的力量进行小小的参与，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40年，中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从边缘成为了世界舞台的核心区，每个人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1976年出生的小孩子，我的童年记忆是非常模糊的，隐约记得，最常见的娱乐是男孩子聚在一起“刮香烟牌子”、“斗田鸡”，以及拿着后来慢慢流行起来的带着声光效果的道具枪，在院子里疯上一场。

时至今日仍有小朋友在玩的“斗田鸡”游戏/图片来源：网络

最早家里的小房子是9个平方的，快到升初中的时候换了45个平方的房子，但那个房子是用煤球炉子的，初中二年级时的“远征”是用小推车走2-3公里去煤饼店买150斤的煤饼，一次推回来，在楼下晒干，然后用铅桶分个几十次的提上五楼；没记错的话后来生煤炉的技能应该是加到大师级的，从最初被呛得像误入地道的日本鬼子，到最后熟练的用一个煤饼封一个晚上的炉子，第二天不灭还能用来做饭。

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比较单纯，就是广播和电视。有时小伙伴家里会神神叨叨的炫耀一下，“广播有短波”，于是大家就很好奇去听混在杂音里的声音。绝大多数时候，是大家极其有仪式感的在弄堂里以弄堂为单位，看电视，电视从黑白的到彩色，九寸开始起跳。新闻联播，参考消息，《舰船知识》为代表的三大知识，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获取全球信息的渠道和手段。

工资收入自然是有限的，记得父母很长一段时间月收入都是36元。有一次，小学或者初一的某一日，父亲买了鸡蛋，让我提着塑料袋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杠上，一起回家，我很开心，在横杠上就进入了“钓鱼瞌睡”模式，隐约觉得腿上凉凉的，没在意，结果就是乐极生悲，到家了被老父亲结结实实教训了一顿——点头瞌睡中，塑料袋没提好，鸡蛋碎了。很长时间无法理解老头子为啥那么暴怒，不就是几个鸡蛋么？但相信多数人成长起来都会知道，这或许就是当时中国人生活最现实的写照。毕竟那是个万元户能上中央电视台的年代啊！

现在从事的国际关系研究，源于高考填志愿时班主任的“建议”：你们家孩子历史和政治挺不错的，先填个经济学专业，就业好；然后再填个国际政治，当第二志愿，反正复旦挺好的。我的班主任，教物理的曾老师就这么认真而热切的说服了我父母，从此开始了我在复旦的生涯。高三阶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当时的校长主持了我的入党仪式，就在高考那年最后一次家长会的那一天，那是1995年的6月。

入了复旦之后，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在高中阶段被计算机老师藏着掖着的电脑开始变得更加容易获得了。从二年级开始，我就在学院的机房里打工，然后为了维护18台286无盘工作站➕一台486服务器构成的总线局域网，开始尝试系统的接触和学习电脑相关的内容；需求驱动总是有效的：为了更好的工作，需要解决帮助高年级学长排版的问题，我学会了怎么用word6.0；为了给学生自己的报纸排版，我学会了用金山的wps排A3幅面的报纸，第一次排版因为打印控制符没弄好，折腾了10个小时；为了配置电脑可以有足够的常规内存跑……跑游戏好吧……，我就拿着手抄的config.sys和autoexec.bat文件去游戏机房调设置，并开启了去考计算机中级的道路。因为这些事情，慢慢的，等到2003年我要选择博士论文方向的时候，我的导师，不怒自威且令人尊敬的朱明权教授，一边用着我刚给他清理过内存的电脑，一边认真的建议我，你去研究信息安全吧。嗯，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说说国际关系这门学科吧，现在人们都知道，大国是制定规则的，小国是遵守规则的。换言之，国际关系在很多时候，往往就是某个大国在某个事情的行为的某种理论性的提炼。大概明白意思就好，这绝对是不科学，不理论的。本科入学之后，我还是很好学的，于是很快就开始混学生社团，尹凡，就是后来往财经记者方向转型的那个尹凡是我学长；他通过了某种形式的公开考试之后，就把国际问题研究会这个社团交给我去弄了。

当时搞社团不是特别复杂，主要就是讲座：中美关系讲座、美国研究中心讲座等。第一次主持的是倪世雄教授的讲座，介绍主讲人的时候，我的腿在发抖，嗯，没错，那种无法控制的发抖，因为第一次在3108主持讲座。那个时候讲座很季节性的，从1995年到2000年，每年5月都是讲座高潮，无他，那是美国国会批准要不要给中国贸易最惠国（MFN）待遇的关键时间；当然，如果台湾岛内蹿出个有病的“台独”分子，比如李登辉那种，那么那年的讲座就会特别多；更加顺理成章的事情是，如果遇到了某些突发事件，比如，58炸馆事件，那么讲座就会更多一些。

2005年我博士毕业了，非常幸运的，留校工作了。然后就是从学生转型到青教，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2005年到2013年是我的冷板凳时期，当时想着要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好去评副教授，但是因为懒病、拖延症，以及缺乏一个符合我学术审美的典型案例，我始终认为那本《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是不完美的，不能收尾。于是就这么拖着，到了2013年，名为斯诺登的人横空出世，为全世界带来了“棱镜”，也为我的博士论文贡献了一个完美的收尾案例，于是在2013年我出了自己的专著，因为对棱镜的报告第一次拿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并收获了自己的副教授职称。

无论是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好，还是我从事的网络安全研究也罢，都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当中国主要是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时，国际关系的研究，服从和服务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国际标准等方面；而当中国转变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主要成员，甚至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行为如何塑造国际社会，中国如何通过改变世界来发展自己，而非继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当前，正好处于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不仅美国不适应，世界没想到，就是中国自己，很多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或者不愿做好相应的准备。

记得很清楚，2015年在我准备婚礼的时候，接到通知，到中央网信办挂职，去了之后知道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中美首脑峰会提供战略研判，我太太非常大度地同意把婚期推迟了两个月，然后和我父母很辛苦的把装修的事情扛起来了。就在此次挂职中，我看到了美国对于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体验到了霸权国对挑战者的刁难，这种刁难甚至到了极其可笑的地步：他会进行莫名的搜查、盘问和骚扰。从那时至今，我因此得以两度面对FBI便装职员的“交谈”，无论是免费的咖啡，还是免费的午饭，又或者是免费的取消了我去美国的十年签证。说实话，挺感慨的，当初90年代刚上学时还需要某种仰视的超级大国，生生就在20-30年间，被崛起的中国给逼出了街头痞子的原型，再过20-30年，或许这些也会成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视角看，这种经历，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特殊的承认方式；对中国而言，顶住压力，沿着正确的方向坚定的前行，是唯一的选择。而为此做出相应的贡献，尤其是研究者为此提供各种意义上的支撑和支持，同样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伟大光荣的使命。

中国的成长，是全方位的成长。从2014年开始，我参加了历次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会上见证了中国提出并倡导网络空间治理新方案的艰辛历程，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刁难，猜忌，以及各种非议，中国坚持用网络空间治理造福世界人民的理念，用中国自身的实际经历，用中国数字经济起飞的事实，慢慢的让世界认同中国的发展理念；当库克和他男友在乌镇早晨薄雾笼罩的街道里散步时，兴奋的志愿者拉着他们一起合影，目击这样的画面，则又让人对中国倡导的互联网治理的新理念新秩序所蕴含的生命力，有了更加切实的信心。

2018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

2016年4月19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作为十名发言代表之一，同时也是唯一一名来自高校的代表，我有幸参加了习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就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行了专题汇报。无论是事前的准备，带着忐忑和紧张的汇报，亦或者是事后带着与总书记握过的手的兴奋，都是难以言表，无法忘怀的。千言万语最终汇成的是吴曼青院士当时的那句总结，就是中国网信事业的春天来临了。

能够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出生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国家，并为这个国家的崛起，以及为这个时代的变化，做出自己小小的贡献，能够身临其境的参与其中，不断努力，共同参与和见证这个国家为个人，为国人，为世界带来的发展的奇迹，是一种难以重复的幸运和机遇，把握这样的机遇，书写自己的人生，与国家一起前进，这应该是最幸福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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