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姚中秋】

清朝是个思想难题。清朝是异族统治、部族政权吗？明清易代是一次文明倒退吗？清朝耽误了中国的现代化吗？清朝算不算一个正统王朝？如此等等，一百多年来，时不时有人提出这些问题。

就清朝论清朝，或纠缠于明清易代，或沉溺西方中心论而不自知，或采取线性现代化史观，都难对这些问题做出相对公正的回答。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大历史观。正好，清朝处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点上，我们完全有条件把清朝放在历史演变大脉络中理解。以大历史观清朝，以清朝观大历史，评价清朝的难题以及关乎中国文明、历史的诸多难题，都可迎刃而解。

何种大历史？我想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五千多年文明史，另一个是两千多年文教郡县制国家历史。把清朝放在这两个历史框架中，我们就可以辩证地看待清朝，同时也可以通过清朝这个最为丰富的历史具体性，把握中国文明发展的辩证法。

一、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地理因素：从两个板块到三个板块

清朝难题起于其以北方民族身份南下入住中原，那么要理解清朝，就得从大历史尺度上理解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地理因素。地理决定论是偏颇的，但唯物史观不可能无视地理因素，在大时间尺度与大空间尺度上，地理通过一系列中介影响政治与文明：地质与气候制约生产形态，生产形态制约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这些必然制约政治。中国之成为今天这样的超大规模政治与文明共同体，就与独特地理因素有直接关系。

人类文明主要起源于亚欧大陆，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将其一分为二，中国位于东端，地理上相对封闭。这是后来形成费孝通所说中华民族“滚雪球式”发展或赵汀阳所说中国历史“旋涡模式”或我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中国”的基本地理条件。因为地理、气候差异，这块空间内自然形成若干板块，以战国为界，以前是两个板块，农耕区与饲牧区；以后是三个板块，再加一个游牧区。

农耕区是根本，也是最早形成的。吃饭问题是人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人类诞生后绝大部分时间靠采集解决吃饭问题，不可能有剩余，也就不可能有文明。距今一万多年前，末次冰期结束，气候回暖，人类生存环境改善，繁衍速度加快。采集经济无法满足生存需要，也许还发生了生态危机。人们被迫尝试种植谷物、驯养动物，但这需要合适的地理气候条件，即存在可供培植、驯化的野生植物、动物。

中国人成功了。亚欧大陆上的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两个，一个在西亚新月地带，另一个在中国的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两个地方也就成为亚欧大陆上两个原生文明起源中心：有农业，就有剩余，能支持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分工；有剩余就有财产归属问题，发生争夺甚至战争，也就需要筑城、建立政府，这就诞生了国家。

农耕区人口繁衍，出现剩余人口，向外分流，迁移到不易或根本无法开垦种植的地区，在兼营农业的同时饲养动物，这就形成饲牧区。大部分饲牧区是与农耕区交错分布的。比如，汾渭盆地及其台地是农耕区，两侧的半山则为饲牧区；洛阳盆地是农耕区，西部山地是饲牧区。饲牧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则在农耕区的西北方向上。

春秋时代，生产力发展，人口繁衍，农耕区和饲牧区又出现剩余人口，继续外迁到生存条件更差的草原上，以游牧为生计，这就形成游牧区。

到战国时代，中国形成了三个经济-人口区域：东南的中原农耕区，西北的草原游牧区；两者之间是饲牧区，即农牧交错地带，长城是其标志。

由以上高度简化的历史叙事可见，三个地理板块的人口在血缘上就本出一源，《史记•匈奴列传》早就说了：“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现代考古学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三个板块的生产形态不同，也就形成诸多差异。农耕区发展种植业，形成定居生活形态，也就有稳定的家族和国家，有文明积累，持续进步、发展。

关于游牧人口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史记•匈奴传》有完整描述：“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所有这些都是游牧的生产形态所塑造的。饲牧区介于二者之间，也就混有两种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生产形态的差异也决定了三个板块是一个有机的经济整体：一方面，农耕区必然周期性陷入地少人多的内卷化困境，饲牧区、游牧区吸纳其过剩人口，化解内部矛盾；另一方面，饲牧区和游牧区高度依赖农耕区，因为游牧区产业高度单一，其所需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要从农耕区输入；饲牧区情况类似，虽然程度略轻一些。

三个板块的互补性使之必然密切互动，既可以是人口流动、贸易，也可以是战争。正是这一经济整体性决定了，中国疆域涵括三个板块，不可仅限于农耕区。这样一来，蛮夷戎狄问题或北方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内部问题，问题仅在于，如何把这一经济整体性变为政治大一统。

二、中国不存在西方式民族

中国向来存在农耕区与饲牧区之别，后来又加上游牧区，但我们不可用西方式民族概念、理论来刻画、理解这一事实，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西方式民族与民族主义。

列宁曾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实际上这是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普遍规律。农耕区、饲牧区、游牧区的存在及其矛盾，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且严重不平衡的产物。以生产力发展水平排序，农耕区最高，饲牧区次之，游牧区最低。不同生产形态造就不同社会组织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形成群体间明显差异。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低下又导致不同地区交往受限，相互封闭，也就形成顽固的“人以群分”事实。实际上，不要说古代，即便几十年前，因为山河阻隔，南方很多地方还广泛存在“十里不同音”现象。人以群分，必然发生矛盾、冲突。这同样不足为奇，同样是几十年前，南方还存在宗族械斗。

但所有这些人群之别，都不是今人所说的“民族”之别。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族是一个形成于西方具体条件的地方性概念，具体地说是西方“半拉子一神教”的产物。犹太民族就是第一个西方式民族，对此，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与社会学家赵鼎新均有所论及。

《旧约》完整记录了犹太民族形成过程。他们走出多神崇拜，开始崇拜唯一真神，但只走了一半就停下了，搞出“选民”信念，只有犹太人被神拣选，为神眷顾，听从他们的祈祷毁灭其他人。这是一种“民族化一神教”，犹太人通过信仰把自己神圣化，相应地绝对地排他。通过这两点，我们可以理解今天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

耶稣基督批判和超越了这一狭隘的教义，要人超越族群界限而博爱。这是比较成熟的一神教。这样的基督教适合普遍化的罗马帝国，故成为其国教。帝国解体后，又统一欧洲各族群，创造出“基督教世界”。相比于孔子文教，基督教有很多缺陷，但毕竟有普遍主义精神。

不幸到了早期现代，事情发生逆转。欧洲北方各族群对罗马教会的统治不满，从政、教两个方面反抗。在宗教上出现“新教”，核心是拒绝中介，信众直接与神沟通。这是典型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故新教基本精神是狂热、极端，结果就是宗派林立。在政治上，世俗君王扩张权力。两者结合，形成诸多“民族化一神教”。相比于中世纪，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倒退，等于回到了犹太教选民观念。以此为基础，通过教族合一，欧洲形成现代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各民族共有一种意识：自我神圣化、绝对排他性，由此陷入永久战争。过去五百年的欧洲就是“战国”状态，而且是永久性的，不可能出现“秦”。

弄清了西方式民族的形成机理，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西方式的民族，因为根本没有类似宗教条件。因而，不论是中原农耕区人口，还是饲牧区人口、游牧区人口，都没有自我神圣化、绝对排他性意识，也就没有形成“民族”。所以，中国政治从来不是民族政治，历史上不同地区间的斗争包括战争不是宗教斗争，也不是民族斗争，而只是利益斗争、权力斗争、政治斗争。这样的斗争必然以融合告终，因为本来就不存在不可化解的隔阂。当然，秦汉以来西方一神教陆续传入中国，确实带来政治、文化挑战。但早就建立的文教国家对其予以改造，推进其“中国化”，实质就是推动其放弃自我神圣化、绝对排他性，与其他宗教、族群并存、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