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政治一统的历史辩证法

中国历史就是经济上本为一个整体的三个板块走向政治一统的历史，然而，怎么一统？历史进程是高度复杂的，简单地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双向的辩证运动。

基本机理是：农耕区拥有生产力优势和文明优势，当这些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渠道比较畅通时，即向周边扩张；后者为应对农耕区压力，寻求提高组织化水平，而组织化技术、知识只存在于农耕区，乃向南积极学习，也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组织化水平逐渐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则产生夺占农耕区的政治意志，因为这里是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若成功入主中原，为有效统治农耕区必然更彻底地接受中国政教，最终完成正统化。这样，推动中国政治一统的力量虽然是多元的，却辩证地凝聚为一个合力，中国政治与文明共同体在扩展的同时保持了显著的连续性。

战国以前东夷、南蛮与中原的融合，就是如此辩证运动的结果。春秋时代，中原各国征楚，楚被迫习用中原车战之法，相应地习用中原礼乐，力量增强，反过来问鼎中原；楚攻吴，吴聘孙武练兵，习用车战之法与礼乐；吴灭越，越又重复了一遍。春秋末，长江中下游也就与中原农耕区混融为一了。当然，这一进程之所以相对顺利，因为两地均为农耕区，仅有发展水平之别。

北方情况更为复杂，因为游牧区生产形态与中原农耕区完全不同，因此这里经常发生的故事是，北方民族兴起，推动中国化进程，入主中原。但我们所揭示的机理仍然是适用的。早期的典型是鲜卑，最终建立北魏，采用秦汉政教且有所发展，也就成为中国正统王朝。

清朝则是后期的典型：明朝持续施加军事压力，女真人提高组织化水平；为此重用中原士人，习用中国政教；而后具有南下的军事、政治能力；建立清朝之后，继续推动自身中国化。因此，清朝的正统性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学界建立“内亚史观”，美国“新清史”大谈“满洲性”，国内有些人建立皇汉史观，归根到底是不懂亚欧大陆东端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即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扩展并持续发展的辩证法。辩证法的本质是对立面的统一，三个板块的生产形态的差异、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就是对立项；恰恰是差异，使得对立项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由于农耕区文明更为先进，这种转化的方向始终是确定的——接受中原政教。北方民族为入主中原所做准备的各种努力恰恰是去内亚化、也就是中国化。当然，通过北方民族的进入和统治，中国文明也每每焕发出新生机，清朝就发挥了这样的历史作用。

四、三大基本政治问题与清朝的圆满解决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贯穿始终的基本政治问题，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古代王朝，比较有效、圆满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当然在古代生产力条件约束下。

中国第一大基本政治问题是农耕区与饲牧区或游牧区之间的矛盾。

古代王城的地理分布很清楚地说明，农耕区与饲牧区或游牧区之间的矛盾是中国政治的全局制约性矛盾。人们为什么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组织一个以强制性力量约束自己的国家？只能是出于暴死的恐惧。内部的阶级矛盾会让人暴死，但这要求王城立于疆域中央。事实却是，古代都城普遍设立在濒临边疆之地。陶寺古城在山西襄汾——一般认为这是尧舜之王城；古代最重要的两个都城，前期的西安、后期的北京，都在农牧交错地带南侧。此即所谓“天子守国门”，古代交通不便，王者立都于此，才能有效地组织对饲牧区或游牧区的防御。

略微详细地考察历代政治亦可见，王朝发展之关键节点均由战争塑造。周人、秦人兴起于战胜戎狄，戎狄进关中则终结了西周；齐桓晋文成名于攘南蛮、北狄；秦始皇灭六国，立刻遣蒙恬率大军抵御匈奴，结果导致内部空虚；刘邦败于匈奴；汉武帝为灭匈奴而任用酷吏打击豪强；然后是北朝各朝兴起；唐代有北方安史之乱；宋朝始终与北方政权斗争而亡于蒙元；明太祖定都南京，成祖却迁都北京，经土木堡之变，又有满洲兴起；最终，清朝取代明朝。

清朝则把农耕区、农牧交错区、游牧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初步解决了这一困扰中国五千年的全局性根本政治问题。清朝何以有此能力？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政治学问题，此处无法展开。重要的是清朝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历史也就迈入全新阶段。

中国第二大基本政治问题是郡县制的有效治理。

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从无国家到有国家、从弱国家到强国家，这个历史进程最完整地展开于中国。国家初始形态是封建制，即多中心权力格局的间接统治体制，所有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都共同经历了；但全世界只有中国又发生了一次政治革命，建立郡县制，战国各国探索，秦朝集大成，其结构性特征是单一权力中心的直接统治，施行“编户齐民”，意谓所有人作为国家之民在法律上相互齐等。

郡县制把人解放出来，也就解放了生产力，小农户独立经营小块土地，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不仅实现经济上的高效率，还实现“厚生主义”的高效率，农民直接获得生产成果，养活家人，繁衍后代。而在封建制下，剩余基本被贵族占有而浪费于奢侈消费。中古时代，中国土地面积与欧洲可能差不多、人口却远远超过欧洲，原因就在这里。郡县制的政治美德就是平等、厚生。

但是，人类因为生存、生活而建立的各种组织、机制自然成长，形成封闭的权力；超过一定临界点，可成为抗衡、梗阻、分割郡县制国家的权力，这就是封建化。封建化是自然而普遍的趋势，血缘、宗教、资本、学术等因素都有可能构建出自足的社会性权力，制造社会分隔、人的不平等，妨碍社会流动。若不加以遏制，郡县制国家就会解体。于是，郡县制国家与封建化力量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中国政治的一条基本线索。

郡县制国家的根本在皇帝，皇帝的根本利益在于直接统治相互平等的小农户，这是财源、兵源之所在；封建化力量则要分割、抢夺小农户。因此，总体上，皇帝与小农户的根本利益是兼容一致的，共同敌人是封建化了的地主-士大夫群体、商人群体、僧人群体。皇帝既要利用他们，又有约束他们。皇帝所能找到的约束性力量，在清朝以前主要是宦官、外戚、内朝侍中之臣。明朝皇帝主要依靠宦官，但宦官权力有天然缺陷，即没有“腿”，可收奇袭之效，却无长久之功。三位一体的江南地主-士大夫-商人群体不断夺占小农户，国家财源、兵源趋于枯竭而覆亡。

清朝捡了便宜，当然极端注意汲取教训，决心控制这个三位一体群体。清朝也汲取了历代教训，不用宦官、外戚，而用八旗制作为抗衡力量。历史学关注旗人是些什么人、享有何种特权，政治学关心的是其结构性功能。通过八旗制度，皇帝始终掌握军事权力，这是郡县制国家集中性权力的终极保障；满汉双首长制有效制约了士大夫的政治权力；皇帝由此建立起强大集中性权力，得以推行“官绅一体纳粮”制，消解地主-士大夫夺占小农户的主要动力，从而保障了编户齐民制度。在历代王朝中，清朝最为有效地遏制了封建化力量的滋长，保障了小农户的普遍独立，从而比较充分地实现了郡县制的美德：平等与厚生。

中国第三大基本政治问题是政教关系。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效统治除了运用权力强制，还要广泛施行教化。汉武帝复古更化就是把孔子与秦始皇相结合，把文教纳入郡县制国家架构，创造出“文教国家”。国家兴办学校，通过选举程序吸纳士人进入政府，形成士大夫；士大夫既是官僚，以政刑治民，又是师儒，以德礼教民。相比于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分立，文教国家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文教国家体制仍有内在矛盾，皇帝与士人-士大夫群体毕竟是两个主体，可以紧密合作，但也可能貌合神离，甚至发生冲突。宋以前，双方矛盾表现为，士人以学术构建权力，经常发展为封建化势力；宋以来，学术转向内在，远离现实，无助于现实治理，阳明后学则已有极端新兴宗教倾向。明清之际三贤都痛切指出了这一问题。

怎么解决？三贤与清朝帝王殊途而同归，归于“实学”，归于经史之学。清朝皇帝亲自下场，领导汉人士大夫进行学术生产，搞出了一套“帝王经学”。这是一套全新的学术生产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政、学二分的困境。在这套体制下，清朝皇帝普遍注意修养治国理政的德与能。清朝的尝试是现代先锋队政党统合政、学之先声。

因此，说清朝是最后一个古代王朝，不仅在自然时间意义上成立，在政治发展逻辑意义上也成立。清朝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在古代政教的框架内，对基本政治问题找到了最为有效的办法，古代历史至于清而臻于圆满。启蒙时期的欧洲哲人普遍把中国视为理想国。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至清朝，古代文教国家的潜力已被穷尽；古代文明的“量变”到头了，需要一次“质变”，但这需要外部“能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