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精英阶层不断扩大，理想的政府职位的供应趋于平缓。尽管从1789年到1835年，美国众议员的数量增长了四倍，但到了世纪中叶，众议员的数量已经萎缩。同样地，越来越多的有志精英接受了法律培训——当时和现在一样，这是从事政治的主要途径。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愈演愈烈，就像今天一样。

那是野蛮的时期，精英内部的冲突采取了非常暴力的形式。在国会，暴力事件和暴力威胁在1850年代达到顶峰。1856年，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在参议院蛮横地鞭打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这是最著名的一次事件，但并不是唯一的事件。1842年，在田纳西州众议员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斥责了他自己党内一名支持奴隶制的成员之后，两名南方民主党人向他走来，其中至少有一人手持一把长猎刀。”历史学家乔安妮·弗里曼（Joanne Freeman）回忆道。1850年，密西西比州参议员亨利·富特（Henry Foote）用手枪指着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在另一场激烈的辩论中，一把手枪从纽约州代表的口袋里掉了出来，几乎引发了国会会场的枪战。

图源：Victor Juhasz

这种精英内部的暴力预示了更为广泛的暴力，以及美国历史上最为致命的冲突。

北方军队在南北战争中的胜利摧毁了南方统治阶级的财富和权力，暂时扭转了精英生产过剩的问题。但工人的工资仍然继续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且将他们的收入重新分配给精英的“财富泵”也从未停止过运作。到19世纪末，精英阶层的生产过剩问题卷土重来，新的百万富翁们取代了战败的奴隶主阶级，美国进入了镀金时代。经济不平等问题爆发，并最终在20世纪初期达到顶峰。到1912年，美国头号富翁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拥有十亿美元，相当于两百六十万年的工资，比1970年的顶级富翁高出一百倍。

然后是1929年纽交所的崩溃和大萧条时期，其影响与内战相似：成千上万的经济精英跌落平民阶级。1925年，有一千六百名百万富翁，但到了1950年，只剩下不到九百名。几十年来，尽管存在通货膨胀，美国最高财富的规模一直停留在十亿美元。到1982年，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二十亿美元，“仅”相当九万三千年的工资。

但两个时代也有不同之处。与内战后时期不同，实际工资在20世纪中叶稳步增长。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征收高额税收有助于改善财富分配。对最高收入阶梯征收的税率在二战期间达到了94%的峰值，且一直到60年代中期都保持在90%以上。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的平均身高增加了惊人的三英寸。而十岁儿童的预期寿命增加了近十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经实现了广泛的繁荣，这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新政精英们从内战的灾难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在这两个时代，精英过剩的逆转幅度相当，但只有在大萧条之后才是通过完全非暴力的手段完成的。统治阶级本身，或者至少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亲社会派别，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说服了足够多的同伴默许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改革。

正如历史学家金·菲利普斯-费恩（Kim Phillips-Fein）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高管和股东们对规范劳资关系的新政政策发起了巨大的抵制。但到了世纪中叶，足够多的人同意了新的经济秩序，使其得以深入发展。他们定期与工会讨价还价。他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将在指导经济生活和帮助国家上下应对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作用。1943年，美国商会（这一商会在今天大力推进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席说：“只有装作看不见的人才会看不到原始的、随心所欲的旧式资本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其在职时被认为是一名财政保守派，在给他的兄弟的信中写道：

“如果任何政治党派企图废除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取消劳工法律和农场计划，那么在政治历史上你就不会再听到这个政党。当然，有一个极小的分裂集团认为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他们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是愚蠢的。”

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打出低税收、反工会的主张，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竞争总统席位。按照今天的标准，戈德华特是一个走中间路线的保守派。但在当时，他也被认作是激进派，甚至对于许多商界领袖来说也过于激进。他们放弃资助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导致他在竞选中一败涂地。

这种广泛的战后繁荣的基础——以及统治精英最终默许它的原因——是在进步时代建立起来的，并得到了新政的支持。特别是新的立法保障了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引入了最低工资，并建立了社会保障。正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道格拉斯·弗雷泽（Douglas Fraser）后来所描述的那样，美国精英与工人阶级达成了“脆弱的、不成文的契约”。这种隐含的契约包括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将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更公平地分配的承诺。作为回报，政治经济体系的立足之本将不会受到挑战。避免革命的发生是这个契约产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正如弗雷泽在1978年向劳工管理集团递交的著名的辞职信中所写的那样，当契约即将被废除时，“对劳工运动的接受，同以前一样，是因为企业害怕其他的选择。”

我们仍然挣扎于废除契约所带来的苦果中。数据库中汇编的人类社会的悠久历史表明，美国当前的经济带给统治精英如此高的利益，以至于要实现根本性的改革可能需要一场暴力革命。但我们仍有理由抱以希望。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如果自下而上的压力足够大，以非暴方式扭转精英生产过剩的过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但要实现这样的结果，就要求精英们为了所有人的长期集体利益而牺牲他们自身的短期利益。目前而言，他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这样做。

该文改编自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即将发布的新书《终结的时代：精英、反精英和政治解体的道路》(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本文于6月2日发布于“大西洋周刊”。作者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维也纳复杂科学中心项目领导人，牛津大学研究员。他最近的著作为《终结的时代：精英、反精英和政治解体的道路》(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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