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明层面的盟友及叛徒

“从根本上说，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万斯在慕安会的演讲中如此表示。他这番话将欧美视为同一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在他看来，这一点或许让特朗普阵营有理由去修正欧洲的发展方向。它反映出特朗普治下美国的一个深层认知：欧洲政治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局面的延伸。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巴西、日本的对话方式并非如此。关键差别在于欧洲政治与美国国内政治的交织程度。过去，美国民主党人会借欧洲来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合法性——他们一边指出特朗普在欧洲不受欢迎，一边将欧洲在医疗和气候领域的政策奉为典范。如今，在美国的党派斗争中，MAGA阵营将欧洲问题武器化。在特朗普阵营的论调中，与美国民主党结盟的欧洲主流政党，是西方传统的叛徒，而这已超越单纯的党派攻讦。正如伊万·克拉斯特夫所指出的，这场斗争关乎“西方”的核心内涵：究竟是如欧洲自由派与美国民主党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自由世界”；还是像MAGA阵营与欧洲新右翼所认为的那样，代表一个白人基督教文明。

马尔科·鲁比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在这场文明层面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活跃。该部门今年8月发布的最新人权报告，对匈牙利谴责LGBTQ+群体的行为网开一面；而对英国、法国和德国，报告则毫不留情，批评了这三个国家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美国国务院官员塞缪尔·萨姆森的言论则更为极端。在国务院官网发布的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萨姆森指责欧盟主流势力背叛西方传统，并呼吁寻找“欧洲文明盟友”。他在文中写道，欧洲大陆已沦为数字审查、大规模移民、宗教自由受限以及其他诸多损害民主自治的行为的温床，还称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民主倒退”。尽管这篇文章并非由特朗普或政府高级官员署名，却符合一个明确的模式：将欧洲主流势力与全球自由派议程描绘成“叛教者”，必须对其进行纠正，而更理想的情况是将其排挤出去、取而代之。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

3. 言论自由的主线叙事

在MAGA阵营所定义的“西方”里，言论自由占据着核心地位。特朗普阵营指责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派在“深层政府”机构（媒体、官僚体系、司法系统）的协助下压制异见；同时，他们还将所有打击仇恨言论、治理有害内容的法律斥为审查行为。言论自由已成为MAGA阵营与欧洲新右翼攻击自由主义时首选的武器。

欧洲主流阵营在这一点上也负有部分责任。在部分欧洲国家，一些与言论相关的法律似乎确实走过了头，例如德国“禁止侮辱政客”的法律。MAGA阵营与新右翼正是利用公众对这种“过度干预”的不满，来扩大自身的吸引力。在美国，立场偏向他们的媒体会热切引用欧洲的此类案例，作为其国内宣传攻势的一部分，比如英国曾逮捕爱尔兰喜剧演员格雷厄姆·莱恩汉，理由是他涉嫌在网上煽动对跨性别者的暴力。

在与欧洲的文化战中，特朗普阵营对言论自由的强调还带来了两个额外优势：第一，这让MAGA阵营得以宣称自己肩负“自由世界”的使命。第二，言论自由能帮助特朗普阵营与欧洲新右翼人士建立对接。此外，根据本文在捷克开展的研究显示，对言论自由的关注，正强化当地极右翼活动人士对“跨大西洋共同事业”的认同感。

“台前”的三条主线形成了一个反馈循环。言论自由斗争展示了特朗普阵营支持者如何将复杂的监管问题转化为道德战场，放大对“欧洲背叛西方传统”的指控，从而为美国干涉欧洲政治提供正当理由。这是文化战争意识形态层面最清晰的例证：一场在欧洲本土竞技场展开的价值观战争，被塑造成关乎自由与西方未来命运的善恶对决。

（二）幕后

然而，特朗普阵营与欧洲文化战争的“台前”交锋只是冰山一角。在幕后，一场更深层次的较量正在展开——关乎欧洲作为“自主的全球行为体”，以及作为“跨大西洋关系中平等伙伴”的身份认同。对此，特朗普及其追随者通过言行不断削弱欧洲的自我认同。这一围绕欧洲身份认同，以及其尊严与可信度的象征性斗争，正是这场“战争”的第二重层面。

诚然，美国共和党人长期以来对欧盟不屑一顾。在某些情况下，民主党人也有类似表现：比如巴拉克·奥巴马，就曾有过著名的缺席美欧峰会的举动。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有一点尤为突出：其对欧洲的定位与大多数欧洲人对自身的认知相去甚远。本系列报告此前的版本已指出，过去十年的种种冲击，从英国脱欧、新冠疫情到乌克兰危机，早已强化了欧洲人的集体认同感。而如今，特朗普可能会让欧洲人重新陷入弱小且无足轻重的感受中。

特朗普阵营通过物质与文化双重手段达成这一目的：既包括政策制定与公开声明，也涵盖各类图像、语言与符号，这些内容都将欧洲塑造成“低人一等”且“不够严肃”的形象。比如，当特朗普威胁加征关税，或暗示不会遵守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时，表面看他似乎只是在推行“强硬外交”（Hardball Diplomacy），但这种做法实则是在强化一套叙事：欧洲人处于从属地位，无权主张自主权。同样，当特朗普将欧盟斥为美国的“对手”、嘲讽欧洲领导人，或是绕过欧盟机构转而寻求双边协议时，也是在传递这一逻辑。若欧洲领导人不对此提出质疑，那么欧洲民众与政客都可能将美国的叙事内化为自身认知。届时，局面或将演变为葛兰西所说的“基于同意的主导地位”（Predominance by Consent），即欧洲在文化上陷入从属地位。

1. 屈辱场景

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印证了这一态势。当时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输美商品征收30%关税，迫于这一压力，欧盟委员会不得不接受15%的关税上限，并承诺从美国采购数千亿美元商品。欧盟成员国对此产生意见分歧：部分领导人希望欧盟采取报复性措施作为反制，但大多数成员国更倾向于避免局势升级。事后，一位欧洲贸易部长将该协议描述为“相对不那么糟糕的选择”，不少领导人也认同这一观点。

然而，美欧苏格兰会晤留下的经典画面，却是冯德莱恩在特朗普身旁微笑。这张照片被媒体评论员解读为“欧洲蒙羞”的象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欧盟设法争取到了比全球多数国家更优厚的协议条款，但这也向欧洲及全球公众传递了一个信号：欧洲是美国的附庸。

7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进行一小时的会谈后，宣布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框架。

海牙北约峰会则又上演了一场闹剧。峰会最终达成一项成果：北约所有成员国承诺将努力实现国防开支占GDP 5%的目标，这让法国、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政府感到满意。但其过程却充满屈辱感，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对特朗普大加奉承，而特朗普还得意地将这些内容分享到了网上。峰会落幕时，吕特还开玩笑地称特朗普为“爸爸”——这一新闻登上头条的瞬间，再次强化了“欧洲是听话孩童”的印象。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乌克兰外交领域。欧洲各国致力于参与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但特朗普却更倾向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进行双边磋商，其政府还将欧洲领导人视为恼人的“多余角色”，而非和平成果的共同缔造者。在这一问题上，风险也不仅限于协议的实质内容，还体现在通过媒体传递给欧洲及全球公众的印象上：欧洲缺乏自主行动力，只能被动接受美国强加的一切。更多风险在于，欧洲国家会将时间和资源浪费在表面文章上，这类举措的唯一目的就是安抚美国总统，例如达成5%的防务开支目标，而非投入到更具实质意义的行动中，比如寻找合理使用这些资金的方法。

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表达了对这种“屈辱感”的不满。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一直在呼吁推动欧盟战略自主。特朗普的强势回归让支持这一立场的人更多了。德国总理默茨承诺要实现“脱离美国的独立”，他认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告诫欧洲同行警惕“心甘情愿的附庸化”，并敦促欧盟在“受保护者”与“主导者”之间做出选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在与特朗普打交道时展现出了策略性技巧：尽管面临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压力，他仍成功争取到不遵守5%防务开支承诺的豁免权。此外，在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关税威胁时，西班牙也是少数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