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三种历史，就是作为“非东方”的“西方”了。这一历史也有跨大西洋的背景，是更纯正的西方。美国在地理上是远离穆斯林国家的，而且与其往来稀疏（大约到1950年为止）。不过，北美却是中国和日本劳工的重要移民目的地之一。美国的铁路轨道主要是爱尔兰人和中国人建的。美国内战之后，国内爆发了排外情绪。自19世纪80年以来，美国政府针对亚裔实施了严苛的移民政策，而这种移民管制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尚为罕见，必须要说，那是种族主义政策。几乎同时，对某种“黄祸”的恐惧，开始在大西洋的两岸兴起，绝非仅仅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一个幻想——他臆想着亚洲铁骑会在某天来袭欧洲。

美国人的东方，首先是在东亚，但是完全可以与欧洲人的东方相媲美，后者位于中东和北非。关于所谓欧洲人的“东方主义”，在过去40年内有大量作品发表。人们所做的工作，无外乎是把欧洲人对穆斯林民族的优越感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把欧洲的东方学学脉也扣上民族优越感的帽子。在欧洲殖民地那里，例如英属印度、阿尔及利亚或印度尼西亚，这成为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欧洲人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东方主义式的隔绝，几乎完全是一种文化上的产物。对于穆斯林知识分子来说，这近乎是一种侮辱。没有人愿意别人说自己的文明是缺乏生机的、贫瘠的、疲软的，甚至是曾经大国的落日余晖，不再具有生命力，需要别国的委任统治。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东方主义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欧洲人在当时并不把无害的东方视为来自东方（或南方）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不像对13世纪的蒙古人、16和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或者冷战时期的苏联那么恐惧。在19世纪的欧洲人和北美人眼中，就政治和经济实力而言，亚洲就从来没有被当回事。这一点在20世纪上半叶才有所改变，日本意外地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虽说殖民势力始终要防备着当地的起义，但没有人预判在伊斯兰世界会出现一股反欧洲的洪流。在1950年以前，甚至是1980年以前，只有极少数的政论家能够想到中国和印度将来会成为世界强国。关于这两个大国崛起的预判，都是近年来的事情。与“非俄国”的“西方”不同，“非东方”的“西方”不是政治上的隔绝和切割，而是文化上疏远的现象。

从外部看西方

上述三种对西方的身份界定——分别与“东方”、“专制俄国”和20世纪国际政治中的“盟国对手”的对立，是如何互相作用的，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论述。相反，这里应该讨论一个经常遭到忽视的情况。

我们不应该高估人们对西方价值、欧洲文化遗产和欧洲价值进行反思的频率和深度。在过去几个世纪内，它并不是欧洲伟大思想家们的核心关切。就他们当中许多人而言，人们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找到他们对欧洲或者西方的思考。只要欧洲人觉得他们比其它地区富强，尤其是在19世纪，就无需再费力去寻找显示自身优越的证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上文中提到的东方主义，也仅仅是某种自创理论的一种观点。对自身认知的深入程度，是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同步的：例如19世纪早期、一战以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成为畅销书）、二战以后，以及当下。“欧洲时代的终结？”这一话题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上海三联书店，2006

在西方反躬自问的同时，他者也从外部用犀利的眼光看待欧洲和西方。在19和20世纪的日本、中国和印度，越南、埃及和奥斯曼帝国，都有人十分仔细地研究着西方。在那些地区，亚洲和非洲的知识分子目睹了殖民列强在各自国家的存在，他们的西方形象自然就会因之而变得有所指向性。例如，印度人的西方就是英国殖民者，越南人的西方就是法国殖民者，刚果人的西方就是比利时殖民者，菲律宾人的西方就是美国殖民者。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也会关注其它的西方殖民国家。

在那些没有任何殖民势力的地方，则是一幅广角镜。奥斯曼的精英受法国的影响至深，但也对英国和后来的日本感兴趣，它的军事顾问则主要来自德国。日本人在1860年以后派遣了一系列的大型使团，周游欧洲和美国。他们把世界看作是各种国家发展模式的超级市场，可以择善而从：从这里学习法律和军事制度，从那里学习技术，再从另外一处学习音乐和历史，只有亚洲国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中国和暹罗紧随其后，只是规模略小。他们都采取一种有选择性的西方化政策。今天的中国在全境实施150年前开始的这样一种西化战略。

我们必须要清楚，在西方以外的地区——首先在日本——早已兴起了目标明晰的针对“西方”的评估。所谓的“西方”，不仅是“欧洲”，因为美国在东亚的出现和存在，要比在中东和近东早一个世纪。美国于1844年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往清朝派遣了数以千计的传教士。1853-1854年日本开埠，随之而来的是一支美国舰队。总之，在东亚人们很早以前就已经与欧洲和美国打交道了。敏锐的观察家对西方内部不同文明模式之间的差异了如指掌，也能分辨出不同的帝国主义政治体的风格。在语言上，也已经有催生了大量有关西方的术语。

值得注意的是，非西方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很少用一种惬意冥想的方式来对待“西方”。有时候，西方在军事和经济上具有侵略性，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尽量要用西方自身的先进武器来对付西方。有时候，西方又是确实是值得钦佩的。在19世纪，西方自身的诉求，即成为世界范围内领先的和标杆的文明，多少是实现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内部化了。其它的一些过激的主动西化的行为，例如采用欧洲的服饰和建筑，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外部他者对欧美西方的评价，要比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或美国人单方面的自我定位，要显得更加矛盾。西方既有优点，也有缺点。首先，非西方人士会发现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个巨大的伪善：西方人虽然有民主、平等、人权和公民权，但是他们却不在自己的殖民地落实这些。

不仅理论上，而且实际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至今存在），如何吸收西方的优点，但不改变自身的本体。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亚洲就有一批仁人志士开始探索西方化的道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相反，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把西方化进程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要对西化的前提具有发言权。在这方面，土耳其、伊朗和中国至今都是很好的例子。

未解的问题

我的结论，恐怕要让在座许多听众的期望都落空了。我对拉美只字未提。社会学的时髦词“现代性”，也没有出现。最重要的是，我没有重复所谓西方的成就和美德这一陈词滥调，以及这一论调自18世纪以来是如何以不断翻新的花样呈现的。我也没有从发生学的角度把“西方文明”从古典时期梳理一遍。这些，有专门的权威人士去做。

不过，我可以提炼出三点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