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当欧洲人越过他们位于欧亚大陆尽头的欧洲半岛的边界，并远离他们的大陆而去的时候，“欧洲”的概念已然不够，需要添加一些新的要素或者需要表述得更加准确，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西方的概念是以欧洲的扩张为前提的，即在海外新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可以说，没有美洲，就没有西方。

第二，西方需要它的对立面，它因与其它的概念有所区别才得以存在。一些文化研究者指出，身份认同只能经由“他者”建立在差异的建构之上。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没有东方，就没有西方。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平淡。但是，欧洲的概念就不存在这种状况，不是吗？人们可以在不提及亚洲或非洲的情况下，反复地谈论和书写欧洲。用莱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说，“西方”是一个不对称的概念。说它不对称，是因为在此概念的内核中嵌入了一种对自身优越的想象。非西方的，始终被视为低劣的。因此，“西方”是一个充满傲慢的概念。当傲慢的人不愉快的时候，他就会陷入伤感，就如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我们不禁要从概念史的角度去问：西方究竟是从何物区别开来的？

欧罗巴女神500法郎精制银币，比利时1999年发行

第三，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西方概念，如果撇开上文第一点中所提到的“外欧洲”维度，那么它在空间上的范围要比欧洲更小。它只包括欧洲的部分地区。或许这一点在当下正发生着变化：阿尔巴尼亚自2009年已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俄罗斯却不是。西方的概念始终能在欧洲境内划出一道分界线。这道分界线的前身，就是以前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宗教上的分野。西方的概念，对一个原则上是同质化的欧洲概念产生了内部差异化和彼此隔绝的影响。在西方的概念里，蕴含了一个同样棘手的“文明”概念，更准确地说是“文明化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明的反差，就没有西方。

因为上述缘故，在所谓“西方和西方以外的地区”、西欧和欠发达的边缘地区所表现出来的欧洲的分裂，也属于西方概念的范畴。在地理上，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然位于法国的西方，但是人们长期以来将这两个国家视作稍逊一筹的南欧国家。自2007年欧债危机以来，这一古老的中心与边缘的地理格局又再次得到了强化。北美则发生了讽刺性的反转：那里本来是美洲大陆上未开化的荒凉西部。美国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位于它的东部，也就是大西洋沿岸。

那么，该如何从概念史的角度对西方进行定位呢？

1760年代至1780年代的美国革命，是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法律为名义发动的一次起义，经由英格兰人托马斯·潘恩的鼓动而激化，反对的是不列颠的皇权，和（后古典）民主的祖国。在整个19世纪，随着数以百万计的欧洲移民跨越大西洋，带来了新旧大陆之间紧密的往来。不过，我们还是不能低估大西洋两岸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陌生感。直到19世纪末，前往美国旅行的欧洲人士，仍然使用着迪士尼乐园游客的那种戏谑式旁观者的口吻来进行报道。持续到1865年的奴隶制，反过来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树立了一道精神隔阂。此后，在美国第一次经济大繁荣的时候，欧洲的报道中充满了反对美国人的“唯物主义”和他们自以为是的文化肤浅的鄙视。

美国自由女神像

从政治上讲，美国与它所源自的盎格鲁—萨克逊的母国——英国之间，本身并不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在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更是如此。众所周知，1914年一战爆发之际，美国并没有出于自发的西方阵营的团结而站在英国这一边，直到1917年出于冰冷的动机和利益的考量，才这么做的。在1940年英国单枪匹马抵抗希特勒之际，为了捍卫“西方的价值”十分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但是美国却置之不理。美国直到1941年被日本人袭击之后，才有所行动。

一个跨大西洋的政治意义上的西方——从1941年《大西洋宪章》的章程开始酝酿——直到1942年初随着战争向全球的蔓延才得以实现。政治上的西方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它的首要对手是国际法西斯主义，次要对手是1945年之后的苏联共产主义。它在当下的对手则相对比较模糊：“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关键词有时可以概括，但也不尽然。每个阶段都是为一个开放社会抵御其敌人（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话）的过程。

《大西洋宪章》

在其背后还有第二种历史隐约可见。在19世纪欧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看来，所谓的自由西方，是包括美国的。在受到专制国家机器的迫害后（譬如德国1848年的逃亡分子），如果人们愿意，是可以在美国找到避难之所的。但是，自由西方的对立面在何处呢？一个自由的西欧形象是在何种情况下兴起的？它的对立面不再是奥斯曼帝国、印度或伊朗所谓的“东方专制”了，人们在17世纪对这些是有所畏惧的。更多的是在欧洲大陆内部的专制：沙俄帝国。

作为与大英帝国并列的两大国际强权之一，沙俄帝国自1820年代以来就在它国境以西的名声一片狼藉，而且此恶名一直背到19世纪90年代，彼时它通过工业化逐渐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并同时被已经民主化的法国接纳为外交盟友。在此之前，沙皇俄国在西方人的眼中是一个残暴的军事国家、俄国人民的监狱——但在18世纪晚期，尤其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还没有形成这种印象，这一负面形象始于热爱自由的波兰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是作为沙俄专制的对立面而兴起的。于是，在20世纪初通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这一对立面的建构重新激活，也就不是难事了。“西方”作为“非俄国”而存在，这一动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