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翻译/陈浩】

“欧洲”和“西方”：异化的程度

本文处理几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它基于一项日常的观察，即我们有时讲“欧洲”，有时讲“西方”，所表达的意思相似却又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区别在哪、这种区别有何意义、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欧洲时代的终结”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西方时代的终结”？

只要对“欧洲”和“西方”这两个词汇稍微作一番审视就会发现至少有三点不同之处。首先，人们可以轻松地在一张世界地图上找到欧洲，并标注出其边界。但是要找到西方的具体方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西方在哪里？它的坐标是什么？从地理上讲，它不是一块边界分明的地区，而是一片在历史变迁中边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群岛，以及一种在政治上以类似方式建构的国家形态。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

其次，欧洲始终是作为一个地理或者文化实体而存在，但西方却不是。我们说古代有西罗马帝国，而不说“西方”。古代中国把帝国之外的蛮族居住的广袤内亚地区称作西域，而不称“西方”。长期以来，西方仅仅是指一种自然方位：日落之处；还有一层衍生意义，即尽头和往生世界。我们所熟稔的现代西方概念（也就是那个作为实体的西方，也是作为活跃分子而惹是生非的西方，例如到处进行军事干预）是何时兴起的？这一概念又是如何因时代而变迁的？

最后，“西方”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模棱两可的歧义，而“欧洲”却不存在这个问题。譬如，“西方”显得具有某种人们所捍卫的尊贵和崇高之义。当我们要展现自身光鲜亮丽的一面时，“西方”指的就是西方文明。但同时也有人坚决反对西方，甚至是憎恨西方。在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和朝鲜就有这样的人，甚至在中国也有，只是程度略轻。在1930年代，日本和纳粹德国反抗一个根深蒂固的“西方”。“欧洲”概念所唤起的极端情绪，迄今为止充其量是表现在狂热的欧洲民粹主义分子和“疑欧派”人士身上。在我们的政治话语中，如果说某人是“反西方的”，那是特别严厉的批评，意味着极端的、残暴的压迫运动，以及向西方施压的国家领袖和政治人物。反西方的立场是灵活的，它既可以变得更加坚定，也可以有所弱化。21世纪初古巴和伊朗在国际政治中的言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国家的官方对西方的侮辱都有明显减弱的迹象。

“反欧洲”的立场，则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名，长期以来它只是处于政治包容的语境之内。反欧洲，一般指的是基于民族国家意识而对“布鲁塞尔”所具有的表面或实际上的威权持保留意见。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后来则有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或者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上述三位恰恰不是来自流氓国家。因此，来自欧洲本土对欧洲的批判，要比在国家利益话语中所表达的对西方的批判更加有力，后者是对西方文明及其所形塑的国际秩序的原则性抵制。在批评者眼中，“欧洲”首先是一级官僚机关，它要从他们身上剥夺一些东西：金钱、自由、安全和认同。

198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唐宁街10号外

简单来说，相较于“欧洲”，“西方”的概念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色彩，争议也更大。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也是这种情况。西方的拥趸——把西方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会被扣上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者、新帝国主义者，甚至是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反过来，西方的批评者，则容易被贴上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背叛者和说自己国家坏话的人之类的标签。

不对称的“西方”形象

在此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具有一种优势，即通过历史语境化的手段来摆脱概念引起的纷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做到。这一手段同样也适用于欧洲的概念。历史表明， “西方”最早于17世纪得到了一次文化意义上的含义扩展。那时，西方的概念首次适合用于一个并非仅仅以宗教为底色的统一大陆。“西方”在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有一个至今影响深远的表述，即便该条约并没有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囊括进去，甚至也没有能平息欧洲的战火。隐喻性的题材在当时绘画和雕塑中十分常见，表现的是欧罗巴女神骑着公牛被其它大陆的神祇所环绕：阿非利加骑着象，亚细亚骑着骆驼。这类图像直到20世纪早期还被用作帝国主义的宣传。

“西方”没有这种图像资料的配套。人们是如何形象地展现“西方”的呢？是通过北约这个罗盘，还是通过孟德斯鸠或亚当·斯密的肖像画、丘吉尔或里根的头像，抑或是驻扎在印度库什的美军或德军的照片？上述答案都不具说服力。就“西方”而言，我们并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图像史。在文化史和思想史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赖文本。从零散的史料中，只能重构出一部非常简约的“西方”概念史。

希腊古瓮上的“欧罗巴与公牛”

“西方”这一概念，历史并不悠久。近年来尝试书写西方历史的史学家们，似乎并不认同此观点，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与我在此要做的有所不同。他们追问的是：我们今天所标榜的“西方”所具有的正面特质，最早是何时在历史上出现的？唯心派史家追寻一神教或民主的踪迹，并上溯至古埃及或古希腊时期。唯物派史家则对导致后来欧洲和北美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地区的经济学动因的源头甚感兴趣。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定居农业的发明。从上述追溯性的重构来看，“西方”的历史确实悠久。但西方的概念史却并非如此。如果考虑到以下三点，就会得出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