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克·鲍林，翻译/鲸生】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启的第一天，美国公用事业部门迎来了一个里程碑时刻：全美天然气消费量创下历史新高。几周后，美国公用事业领域的关键人物齐聚在距离白宫仅数个街区的酒店，参加一场由美国国家公用事业管制委员会（NARUC）主办的“冬季政策峰会”。会议上，人们当然讨论了特朗普的政策，但更受关注的议题则是美国能源需求的变化——这是二十年来需求首次出现持续上升。

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算不上好消息，意味着电费账单会更加昂贵，理由往往是“为新建基础设施买单”。但对公用事业行业来说，用能的增加意味着利润增加，随后便是股票回购和高管奖金。从会议分论坛到酒店里的吧台，关于新项目和新投资的前景让许多与会者感到兴奋不已。一位参会者告诉我：“搞化石能源的人，现在是真的感受到了风口。”

这次会议约有2200人参加，其中有不少是各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委员。这些机构负责监管电力、天然气、自来水和通信公司，审批其基础设施投资，并决定公用事业公司可以向用户收取多少费用。（在10个州，委员由选举产生；其余州则由州长或州议会任命。）但就像许多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的场合，这次会议也明显更偏袒行业利益。会议的主要赞助方包括亚马逊、电力行业协会爱迪生电力研究所（EEI），谷歌、微软、美国石油学会、数据中心联盟以及美国天然气协会（AGA）也都在出资方之列。

或许是意识到这种场面在承担高额电费的普通房主眼中并不好看，上述大型企业的代言人纷纷披上了某种民粹主义的外衣。美国天然气协会负责能源市场、分析与标准的副总裁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yer）在会上宣称，削减监管与释放天然气产业潜力，是保障美国民众经济福祉的必要条件。他在一场题为“审慎规划燃气与电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分论坛上表示：“如果我们真的要建设面向未来的经济，就需要更多能源。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能源供应组合，需要建更多基础设施——包括天然气基础设施——来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获得价格可负担、稳定可靠的能源。”

过去10年来美国城市平均电价走势，单位：美元/千瓦时 数据来源：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也做出过类似承诺，宣称扩大国内能源生产可以把美国人的电费账单砍掉一半。但他上任后几乎立刻冻结了《通胀削减法案》中已拨付的、用于电网改造和清洁能源项目的资金，并在整个2025年春季持续削弱其关键条款，限制对太阳能和风能的税收抵免。他还暂停新建海上风电项目，叫停了已获批项目的建设。4月份，他解雇了“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项目的全部工作人员——该联邦机构帮助数百万美国人支付能源账单——随后又提出要彻底取消这一计划。

在当前背景下，这种打压可再生能源的做法显得格外地不合时宜。基础设施成本不断攀升，面对极端天气的防护需求加大，而用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加密货币的数据中心正迎来用电高峰。美国电网根本无力应对增长如此之快的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已经有至少50年的历史，亟需接受升级。（再一次地，特朗普似乎有意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取消了拜登政府为电网改造提供的数十亿美元低息联邦贷款。）刚刚过去的夏天，美国两次刷新用电负荷纪录，全国电价随之飙升。在8月的一段酷暑期间，不少佐治亚州居民愤怒地反映，他们的电费账单接近1000美元。

电力和天然气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复杂：加大投资，提高收费。这也是NARUC主办会议上反复出现的论调。在一场小组讨论中，时任密苏里州阿美伦电力公司总裁马克·伯克（Mark Birk）直言，吸引投资者是压低电价的唯一办法。“为了应对需求的增长，我们需要资本，”他说，“发电需要资本，输电需要资本，配电同样需要资本”。

某种程度上，伯克说得没错。用电需求确实在迅速增长，而且还会继续增长，公用事业公司必须全力应对。但这种对美国电力行业的描述是不完整的，它刻意忽略了公用事业部门自身的利益诉求。

公用事业公司并非只是被动响应市场需求的信号。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本质上依然是企业，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价值、提高利润。而越来越多的证据已悄悄浮出水面：多年来，美国电力和天然气公司获得的利润早已超出覆盖成本和吸引投资者所需的水平，普通美国人为此承担了巨大的代价。

相比其他问题，这首先意味着，把钱继续投向该行业并不能保证解决能源价格危机，也未必能实质性更新电网。相反，由于现行监管体系的偏袒，美国公用事业公司及其投资者仍将从普通民众身上攫取巨额利润。

过去一年里，我采访了大量公用事业行业人士，参加了多场行业会议，也与其批评者交流过。我发现，在“需要新建和升级基础设施”这一不可否认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更深的问题：即这个行业究竟是如何赚钱的。

按理说，当公用事业公司获得十分可观的利润时，反映在用户月度账单上的应是一定程度的减免与体谅。但现实是，由于服务大多数美国人的公用事业企业采取了特殊的所有权模式，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相反，公用事业公司利润的大幅增长往往源于监管部门允许它们向普通人多收费。电力公司不仅没有缓解“生活成本可负担危机”，反而在协助制造这场危机。

1932年9月，美国正深陷大萧条，此时距离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赢得总统竞选只剩几周时间。他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发表演讲的主题正是公用事业。当时，全美的电力、自来水和铁路网络主要由少数几家大型企业控制。于是，自1907年起，各州陆续成立公用事业委员会进行监管。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竞选期间演讲

但罗斯福指出，这些机构几乎无法限制企业积累过度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他痛斥公用事业公司“出于自私的贪婪”，想方设法为自己收取“极不合理、过度的利润”。后来，作为总统，他推动通过立法拆分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实施更严格的财务监管标准，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大型公共电力建设项目。

自罗斯福发表演讲已过去近百年时间，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如今，美国的电力系统已成为“地球上最庞大的机器”。数十年来的放松监管已经彻底改造了电力产业链的部分结构，尤其是在发电环节，充满竞争性的能源批发市场日益普遍。“新政”时期旨在限制行业集中度与企业地理扩张的重大改革措施，要么被削弱、要么被废除。如今，联邦政府监管的区域性输电组织跨越多个州运行，在对需求高度敏感的批发市场中分配电力。

假设罗斯福活到今天，他将仍然能辨认出这个行业的某些核心特征：超过70%的美国人依然从投资者所有的电力公司获得供电，这类机构与他那个时代的并无本质区别。与其他大型企业相比，它们有一个关键特征：作为没有竞争对手的垄断者，公用事业公司不能自行定价，而这正是公用事业委员会存在的意义。理论上，委员会应当平衡用户的需求（确保获得便宜、可靠的热能与灯光）与企业的需求（覆盖运营成本、承担风险、吸引更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