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克疾】

最近发布的一个消息，正强烈刺激着印度IT产业的神经。印度最大IT服务企业塔塔咨询公司（TCS）宣布史上最大规模裁员计划——到2026年3月将裁撤1.2万个岗位，约占员工总数的2%。这一决定不仅令数以万计的家庭陷入不安，也让整个印度社会第一次直观而强烈地感受到“人工智能（AI）冲击”可能带来的影响。

此外，今年初开源大模型“深度求索”（DeepSeek）横空出世，以开源模式，以及低成本、高效能的特征震动全球，让印度业界不禁自问：为什么这样的突破诞生在中国，而不是素以IT产业闻名的印度？

长期以来，以IT为主的服务业出口是印度经济的支柱产业，不仅带来大量外汇、就业机会，还成为印度的骄傲。然而，在AI浪潮下，这一支柱产业正在经受严峻考验。面对技术替代、地缘政治摩擦以及全球产业链的深度重塑，印度必须回答一个关乎未来的重大问题：这艘以“人力优势”著称的IT巨轮，将在AI时代保持航向，还是迷失于风暴中？

2月10日，在法国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法国总统马克龙（右）与印度总理莫迪准备出席欢迎晚宴。为期两天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10日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大皇宫拉开帷幕。图源：《环球》杂志

一、印度“服务神话”的光环与阴影

要理解当下印度IT产业的深度焦虑，就必须回溯其过去30多年的发展轨迹。

20世纪80年代，印度逐渐走上一条不同于东亚地区“先制造、后服务”的发展道路。通过政策扶持并深度利用劳动力禀赋，印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产业跳跃”——绕过大规模工业化，直接走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印度1990年代实现经济自由化之后，IT服务业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印度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名片。

真正让印度声名鹊起的是世纪之交的“千年虫危机”。当时，全球软件系统普遍使用两位数字表示年份，因此2000年的到来可能导致程序错乱，导致大规模系统瘫痪。面对这一紧迫的威胁，大量跨国企业不得不寻找外包伙伴。这时，印度程序员凭借廉价的IT服务、流利的英语表达能力，以及高度服从的工作文化，一举承接全球海量的程序修复订单，成为公认的“可靠后台办公室”。这不仅为印度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更是为印度赢得了在全球IT服务市场的声誉。

印度政府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相继采取设立软件产业园、出台出口补贴政策、豁免硬件关税、推动技术引进的政策措施，为印度IT产业快速壮大提供了保障。塔塔咨询（TCS）、印孚瑟斯（Infosys）、威普罗（Wipro）、马恒达科技（Tech Mahindra）等企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业务遍布欧美，奠定了印度“服务外包大国”的基础。

印度IT服务业自此保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1993年至2022年间，印度服务业出口以年均14%的复合增速扩张，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2年，印度已成为全球第二大IT服务出口国，仅次于爱尔兰，占全球15%的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这一产业极大缓解了印度长期的贸易逆差，为国家经济稳定提供了关键支撑。正因如此，印度成为后发展国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样本。

印度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巧妙避开了制造业对基础设施的高要求。相比需要铁路、公路、能源网络全面支撑的工业化，IT服务业只需点状的现代化园区和宽带网络即可运营。更关键的是它绕开了印度僵化的劳动法，最大化发挥了“英语+低成本+规模化”的人才优势。这一独特生态位，既让印度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为无数青年带来了阶层跃升的机会和体面的工作。

然而，光环背后也有隐忧。印度IT业的崛起更多依赖“人力套利”，而非自主创新——它源源不断向全球市场输送低成本的程序员劳动力，却鲜有具有原创性的技术与产品。这种模式在过去30年有效，但当AI浪潮袭来，似乎正变成一种新的“资源诅咒”。

二、创新短板与“人力困境”

尽管印度IT产业在全球市场十分耀眼，但一个尴尬的事实始终无法回避：印度是世界的“后台”，却从未成为创新的“前台”。

30年来，印度业界几乎没有推出一款在全球市场叫得响的原创软件——没有自主品牌的操作系统、浏览器、社交媒体平台，也没有形成类似思爱普（SAP）、甲骨文（Oracle）那样的企业管理软件体系。除了Zoho（印度知名办公软件公司）和Finacle（印度软件巨头印孚瑟斯开发的银行核心系统解决方案）在细分领域拥有一定影响力，大多数印度IT企业都停留在“服务供应商”的角色。印度在外包链条中守着相对稳定，但缺乏深度的利润。

学界甚至用“错过所有快车”来形容印度IT业的发展轨迹。从桌面软件到移动应用，从社交网络到短视频，每一波数字经济浪潮都未能在印度孕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IT企业。就算是在印度国内市场，局面也从未改变。当TikTok被莫迪政府以安全理由封禁后，印度本土曾出现大量模仿应用，但大多为粗制滥造，用户体验感差，最终只是昙花一现。这种原创产品的系统性缺位，反映出印度体制与模式的深层问题。

图为印度举行软件展。图源：《环球》杂志

客观而言，印度IT人才在国际市场上的确供不应求。印度最优秀的相关专业毕业生往往第一时间被硅谷、华尔街的高薪岗位招走，从微软、谷歌到到奥多比（Adobe），印度裔高管比比皆是。剩下的中高端人才则被跨国公司在印度诺伊达、古尔冈、班加罗尔的研发中心直接雇用。印度本土企业虽然吸纳了庞大的程序员群体，但多集中在低附加值岗位。人才的“虹吸效应”导致真正具备创新潜力的精英难以扎根本土，形成严重的“脑力外流”现象。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印度企业缺乏对创新的激励。塔塔咨询、印孚瑟斯等巨头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下已经形成稳固的盈利模式。它们更愿意通过扩充人力规模来满足客户需求，而不是冒险进行投资研发；宁愿雇用低技能劳动力拉长项目周期，也不愿投入高技能人才以提升效率。这导致大量程序员陷入重复性工作，而整个行业被锁死在低端服务的链条上。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24年，印度研发支出仅占GDP的0.65%，产值约254亿美元。对比我国科技部的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3.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053.5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68%；在美国，基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报告，2023年全美研发投入为94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到3.5%，据此推算，2024年全美研发投入约为97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3.3%。

而且，印度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绝对规模上，还体现为研发文化与生态的缺失。印度缺乏完整的创投-研发-产品化链条，也没有足够的风险资本支持初创企业，因此即便有创新和研发的想法，也常常因融资困难和市场垄断被扼杀。

在这样的环境下，印度IT企业很少冒险进入新兴领域。它们更像是“工时工厂”，按需为西方客户提供劳动力，而不是“创新引擎”。

这一困境的代价正在显现。对印度年轻人来说，进入IT行业曾是跻身中产阶层的绿色通道，但随着工资增长停滞与AI替代加速，这一梦想正在破碎。与此同时，制造业发展不足，使得印度缺乏为这些青年提供替代就业的产业支撑。

可以说，印度IT产业的辉煌背后，其实是一种以“低成本劳动力”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而非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产业逻辑。这种模式一旦遭遇AI的降维打击，其脆弱性将全面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