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26日，巴西总统卢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峰会期间进行会谈，特朗普表示谈得“非常好”，卢拉则表示“相信会就关税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自特朗普7月底宣布对巴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以来，双方频频“互呛”，特朗普甚至搬出巴西政府“政治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等理由，卢拉则将美国关税霸凌视作“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之战”。

《真实巴西》地缘政治分析师、金砖国家民间理事会成员马可·费尔南德斯在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网站发布评论文章，分析了特朗普关税霸凌的真实目标、对巴西的影响，以及真正困扰巴西外交政策的因素。观察者网翻译全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文/马可·费尔南德斯，翻译/鲸生】

在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非法且主动挑衅式的袭击数小时后，巴西前外交部长、前国防部长、现任总统国际事务特别顾问塞尔苏·阿莫林（Celso Amorim）在接受巴西电视台采访时，以一种少见而沉痛的语气表示：“国际秩序已经结束了！无论是从贸易角度，还是从和平与安全角度都是如此。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这绝非易事。”

阿莫林在电视直播中发表这一悲观判断时，并未想到巴西会成为“国际秩序终结”的下一个受害者。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不道德袭击的几天后，在金砖国家里约峰会开幕首日，特朗普威胁称，如果金砖成员国从事所谓的“反美行动”，美国将对其征收额外10%的关税——但他并未说明这些“行动”具体指什么。特朗普的威胁登上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这场被西方主流媒体所轻视（他们本来也倾向这么做），特别是中、俄、伊国家元首缺席的峰会，因而意外地受到瞩目。

然而，在多位分析人士看来，特朗普的威胁恰恰说明，即使金砖国家取得的进展有限，也足以引起白宫的不安。

峰会结束两天后，特朗普将他的“关税大炮”对准了巴西。过去十五年，美国对巴西一直保持约41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也戳破了华盛顿反复声称“为弥补贸易逆差而加征关税”的理由。即便如此，特朗普仍对巴西商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

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看出，特朗普加税的真正目标是打击卢拉总统与巴西最高法院（STF）。这一操作背后显然包含着对2026年总统选举的政治算计。华盛顿甚至援引《马格尼茨基法案》——原本针对毒品走私与恐怖主义活动相关人员的制裁工具——来惩罚部分巴西最高法院法官。美国总统给出的理由包括：要求卢拉暂停对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审判，后者因在2023年1月策划未遂政变、企图推翻新当选的卢拉政府，被判处27年监禁；此举仿佛在暗示巴西的总统能够直接干预司法。

当地时间10月26日，特朗普与卢拉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峰会期间会面。 视频截图

特朗普还指责巴西最高法院“侵犯了美国企业和个人的言论自由”，理由是巴西司法部门在部分刑事案件中试图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合法监管。在这两起案件中，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均担任主审，也因此成为美国制裁的首要目标。

此外，外界流传着一些说法：特朗普可能试图同时打击主要的金砖国家，以削弱这一机制，并且对巴西拥有的世界第二大稀土矿产储备垂涎三尺。这些攻击的终极目的，或许是为与巴西政府开启一场尚未公开议题的谈判创造筹码。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巴西主权最严重的一次公开攻击。它超越了传统的贸易摩擦，将关税作为政治武器，试图干涉巴西的政治、司法与金融体系。实际上，华盛顿等于对巴西实施了制裁。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系列行动的协调竟包括了众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的公开参与——他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为躲避司法追诉而逃往美国，并多次与特朗普的核心圈子成员会面，密谋针对自己的国家。这场美国主导的行动迫使卢拉总统与巴西外交部不得不调整外交路线，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重新定位自身。

巴西为何尚未重返地缘政治舞台中心？

卢拉于2023年重返执政，令人们高度期待其外交政策将回归前两任任期（2003-2010年）那种大胆风格。2022年10月当选总统后不久，他便宣布：“巴西回来了”，即我们又回到了全球政治的舞台上。然而，至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们正面临比过去更加动荡的国际局势：西方对中国、俄罗斯的攻击升级——包括发动制裁、媒体战甚至一场局部热战；美国支持对巴勒斯坦人发动的“种族灭绝”；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极右翼势力崛起导致了严重的政治极化，而这些极右翼势力与华盛顿的利益集团相互勾连。这与卢拉和罗塞夫执政期间（2003-2016年）所面临的环境大不相同。

卢拉第三任期的外交政策被形容为“积极不结盟”，希望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主要全球大国中间保持“等距”。其包括以下4个特征：

1. 采取防御-反应型外交姿态，并且谨慎行动；

2. 至今未能有效主导巴西曾经协助创建的两个主要区域平台——UNASUR（南美国家联盟）和CELAC（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重组；

3. 对金砖国家组织畏手畏脚地参与，尽管巴西曾经是该机制成立之初的主导力量；

4. 难以提出能为巴西带来经济政治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

巴西政府至今最大的押注是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MERCOSUR-EU FTA）。而巴西国内诸多严肃的分析人士（如小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已经指出：该协定对欧洲工业带来的益处将大于给南方共同市场经济体的好处，且尤其会削弱巴西的再工业化努力。政府多次在公开表态中强调该协定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但通常回避讨论其经济性质——可以说，这方面至少是颇具争议的。就连巴西财政部长费尔南多·哈达德也公开表示，他看不出这份协定能带来什么重大经济优势。

在主观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客观因素解释了“卢拉三期”的外交政策变动。我们先从主观因素说起：与卢拉、迪尔玛先前的任期不同，那时的巴西劳工党——他们支持拉丁美洲一体化与建立金砖国家组织——在主导施政方向上握有更大的话语权；而本届卢拉政府是在2022年击败极右翼的“广泛阵线”架构下组建的，其中包括与美国、欧洲有经济联系且在意识形态上相契合的中右翼政党。

此外，卢拉已经失去了过去外交团队中的两位关键人物：一是前总统国际关系特别顾问马可·奥雷利奥·加西亚（Marco Aurélio Garcia），二是外交部前秘书长塞穆尔·皮涅罗·吉马雷斯（Samuel Pinheiro Guimarães）——二人均已去世。加西亚曾有一个重要优势：他不是伊塔马拉蒂宫（巴西外交部）的正式成员，因此能够以“局外人”的身份开展某些运作。他长期担任巴西劳工党国际关系秘书，深得卢拉和迪尔玛的信任，并掌握一张庞大的政治关系网络，尤其是在拉美地区。今天我们依然有阿莫林，他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者，也是金砖国家架构的众多设计师之一，如今不仅是巴西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代表。然而，在为卢拉总统做战略建构以及主持日常工作方面，过去那个由外交部长阿莫林领导的“梦幻三人组”已经遗憾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