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与民众对当地少数民族有些不满情绪，部分源于他们对当地某些“民族优惠政策”的不满。一些人认为高考加分等优惠政策不公平。

我时常听到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说，内地汉族比新疆汉族对待他们更加友好。一个原因也许是新疆汉族感觉到自己和子女是当地民族优惠政策的“被歧视者”。譬如他们身边的少数民族考生的考分比自己低一百多分反而能够考上重点大学，自己却落榜就业，这种对比使他们在心理上很难平衡。

又如司法中的“两少一宽”政策。我们常说“汉族应当站在少数民族的位置上来理解少数民族的处境和感受”，我建议当地少数民族也可以尝试着站在汉族的位置上，设身处地理解一下身边生活的那些汉族人的心情和感受。当有些少数民族学者提出“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力度”时，这种“换位思维”也许可以使他们多一分谨慎。只有“将心比心”，我们才能做到相互理解。

西部地区汉族的这样一种不平衡心态和不满情绪，很可能表现在他们对待当地少数民族成员（如就业招聘、办理各类手续）的态度上。内地汉族民众由于本地少数民族人口极少，平时感受不到这些民族优惠政策的实际影响，他们通常会以平常心来与偶尔相遇的少数民族成员交往，因此这些少数民族感到他们更少偏见和歧视。

随着更多的边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来到内地和沿海，如果不断出现“天价切糕”等事件，可以预期内地汉族民众的态度也会逐步改变。民族优惠政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在民族关系领域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多重影响，这些政策在今后应当如何调整，恰恰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辽宁、黑龙江、福建、湖南、贵州等省份先后出台启动高考加分改革实施方案，逐步取消少数民族、侨眷及港澳同胞高考加分政策

对今后如何调整我国民族关系必须有前瞻性方向的思考

当我们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时，我们都必须对历史发展大方向的宏观层面和当前各项具体问题的微观层面这两个层面同时给予关注。但是，我们首先要在宏观层面上把问题想清楚，把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辨识清楚，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思考当前我们应当具体做些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有句话，说不能“只拉车不看路”，就是说人在行进时心里必须有大方向。在分析前苏联以民族为单元发生解体、美国种族关系逐步良性整合的历史走向之后，我提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观点。提出这个观点的主要立足点，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长远历史走向，考虑的是中国20年、50年、100年以后的发展走向与未来前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长远的历史预见和战略规划是不行的。

我反对把汉族与“中华民族”画等号，反对把“汉文化”与“中华文化”画等号，21世纪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主题就是建立一个包含56个民族及各文化群体（如不同宗教团体）的整体性“中华文化”。我既反对文化上的“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大民族对小民族实行“文化同化”。

对历史发展前景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前瞻性的宏观文化发展战略。但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我们仍然需要面对中国社会、西部地区出现的具体现实问题，面对当地干部群众此时切身感受最迫切的各种具体问题，例如少数民族干部实际上的边缘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社会使用中的弱化和边缘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市场“狭窄化”与弱化、学校中双语教育制度和政策的调整、少数民族青年和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边缘化、民族地区的群众性宗教活动如何依法管理、贫困地区农牧民的脱贫问题、自然资源开发中的环境生态破坏、老城区的现代化改造中如何保护传统建筑文化以及各类民生问题等，对于这些属于微观层面的问题，各级政府和知识界都必须给以高度关注，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和吸收当地少数民族精英参与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且这些方案在实施之前必须广泛征求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意见，进行多方面的协商讨论，最终予以实施。

如果出现突发事件，更需要吸收当地少数干部、民众多方面的意见来妥善处理，处理意见必须得到当地大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征求意见的范围过窄，提出的处理办法大多数民众不理解不接受，那么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就可能会以“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形式呈现出来。

结束语

面对我国一些地区严峻的维稳形势，我们应该好好回想一下党在解放前和解放后最初一个时期的民族工作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干部官兵对待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西南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什么？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进疆、进藏的干部官兵积极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尊重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努力为他们解决生产、生活和医疗等各方面的困难，同时也尊重和努力团结当地进步的地方领袖和有威望的宗教人士，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建议，这样一种工作作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赢得了各地大多数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和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迅速和顺利地完成了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肃清了与新政府为敌的反动派和土匪，建立了人民政权。

那时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多少财政资源和经济实力，但是我们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民众的衷心拥护。今天，我们必须回到这个好的传统上去，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到如何赢得民心，而不能简单地以经济福利和安全管制为主要手段来维持社会稳定。如果政府的工作思路与方法脱离了广大少数民族干部民众，我们的民族工作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我们总在讲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谁是人民？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广大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彝族等各族民众就是人民，他们就是我们依靠和服务的对象，政府各级干部都是他们的“公仆”。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糊涂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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