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稳边固边”到“协调发展”，从“华夷之辨”到“各族一家”，从“各美其美”到“天下大同”，民族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那么，“中华民族”的概念与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的国家塑造与建构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认识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话语转变，又如何从中把握民族对于中国国家建构与治理的意义？

本文选自马戎《重构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实事求是”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

社会科学研究最根本的立场就是必须依据客观事实来说话，而不是从抽象的经典学术理论和官方文件出发。

社会学家在思考和研究问题时使用的信息主要来自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和自己与社会中各类人群交往时的亲身感受，不仅需要敏锐地观察社会中存在的真实的社会现象，还必须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从而理解这些社会现象产生的因果关系、影响因素和演变规律，努力对其在短期和长期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后果做出预测，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真正达到“科学”的层面。

这就像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分析各种化学成分在不同条件下相遇时会发生何种化学反应一样，化学家通过不同的实验努力寻找各种化学现象产生的规律和结果，发现化学分子世界中的规律。社会学家在观察社会现实后，也应当通过自己的分析努力去发现各个层次、各种群体、各类集团相互交往的规律以及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形成与演变机制。

我们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努力去把握社会群体划分和各群体内部运行的规律，对群体之间各种力量的互动机制和作用方向进行梳理，努力预见这些互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对由群体互动作用合力形成的社会整体运行方向进行理性的分析，用专业化的知识来解释、分析和预见所在社会的运行轨迹和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在对现实社会开展研究时，我们从学校获得的毕业文凭仅仅是一张纸，真正的知识和智慧来自社会实践和独立思考。

教科书和经典著作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认识社会的工具性概念和进行逻辑分析的理论，但是要想真正掌握这些知识工具，必须与我们的真实生活、日常观察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在亲身实践中印证、熟悉和运用这些知识工具，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变化，经典著作上记述下来的知识与定律是否仍然符合今天的社会实际？这需要我们通过在实践中开展调查研究来考察。

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在实证调查中发现书本上的某些概念和理论与身边的客观现实不相符或者无法解释现实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事实出发，解放思想，对这些书本中的概念和理论提出质疑，并从对现实社会运行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努力总结和提炼一些“与时俱进”、符合发展中的社会现实的新概念和新理论。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不断纠正自身的错误，历经曲折，最终取得全国政权并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论历史还是今天，我们都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科学精神，否则，“不唯上、不唯书”和“实事求是”就成了一句空话。

从基层社会调研的实际感受出发，反思现有民族理论和政策

在各地的实地调研活动中，我感到政府组织编撰的民族理论教科书不能解释当前民族关系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矛盾。正是因为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现有的民族理论话语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巨大差距，我感到有必要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根据客观现实来反思现行的民族理论话语，思考目前某些制度和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以及调整的方向。

2000年我在《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应当逐步淡化。对于各部分公民（当然包括少数民族成员）权利的保障机制将逐步从地方性行政机构的运作向全国性法制体制的运作过渡”，提出应当“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族群（民族）问题，而不要……把我国的民族问题‘政治化’”，并建议进行话语调整，即保持“‘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与英文的‘nation’相对应，而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以与英文的‘ethnic groups’相对应”。

从此我开始努力从当代中国社会人群的基本认同意识如何构建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当前的民族关系问题，这些基本认同观念体现在人们对周边各类事物进行分析的视角和立场中。基于这样的感受，我在2004年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问题应当“去政治化”的议题，并在2010年的《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一文中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现时存在的“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及其利弊。

正是自己多年来在基层社会调研中得到的实际感受，促使我从基础理论和制度层面来思考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试图在理论上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框架、运行机制进行归纳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我系统阅读了马恩列斯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党和政府的相关文件。首先我感到，目前教科书中许多“语录”摘引和应用并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工具，我们对这些经典著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解读。

2012年，我在《中国学术》第32辑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民族理论”，甚至连“民族”这个核心概念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看作各国资产阶级用来分化瓦解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武器，所以他们提出“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新中国建立前后宣传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实际上主要是斯大林的观点。

斯大林的代表作是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提出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民族”定义，把俄国境内的乌克兰、哈萨克、格鲁吉亚等少数族群都称之为“民族”，而且强调这些“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即“民族自决权”。通过对当时俄国社会不同阶级与政治力量的分析，我认为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本质上是在当时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弱小的俄国工人阶级及其领导政党布尔什维克制定的夺权策略。而这一理论及在十月革命后进行“民族识别”和建立以“民族”为单元的联邦体制，实际上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埋下隐患。

图为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封面。

当我提出以上观点后，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意见。如有人在讨论中公开提出中国只有“中华诸民族”而“不存在‘中华民族’”的观点，有人认为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落实、实现程度是不够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155个自治单位，依法制定自治条例是法律规定的一部分，只有制定了地方自治条例才能落实自治法”，认为制定这些自治区的自治条例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制度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同时指出“民委系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职能部门……在地区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上，党政部门、维稳部门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判断力，这就使很多我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原则受到了忽视”，认为加强民委系统的地位与权力将有利于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同时，也有人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应“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现在，我们有的教育和行政措施有意无意弱化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教育……要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取向。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还有学者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张“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

这些观点鲜明、针锋相对的理论争论，打破了民族理论界多年以来的一潭死水。正是全国各地多次发生的暴恐事件和上述对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大讨论，使得中国社会各界开始关注中国的民族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民族话语”已经取代了50年代的“阶级话语”

中国现今的民族关系已经无法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后期的情形相比。

50年代初，解放军迅速解放了西藏、青海、新疆等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在随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解放军工作队发动当地各族贫苦群众推翻了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斗倒了各族长期欺压民众的土司、王爷、农奴主、巴依老爷和宗教上层分子，把这些剥削阶级长期霸占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无偿地分给广大贫苦民众，使他们在人身、经济和思想上都真正获得解放，他们从内心拥护共产党和新政权。

自50年代直至“文革”结束，中国社会包括边疆地区都以“阶级”来划分人群，社会运动和人际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除了极少数“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各族民众都是“阶级兄弟”和“革命同志”，大家都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我在“文革”串联和牧区插队生活中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建国初期，中央访问团来到广东省海南岛，受到当地回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70年代后期在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错误的批判中，“阶级斗争”及与之相关的认同意识被涂上负面色彩。同时，“拨乱反正”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实政策”工作中特别强调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开始出现某种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解读“文化大革命”的倾向。一些领导人讲话和随后的一些相关政策成为这一重大转折的分水岭。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的“民族身分”和民族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始以很强的政治色彩凸现出来。此后，这种对于“民族”的政治认知一直延续下来，在随后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人们开始以“民族利益冲突”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经济矛盾和文化冲突。正是这一基本认同意识体系的根本性转变，改变了不同民族成员之间交往的政治基调和情感色彩。

由于中国1949年后在“民族识别”和相关制度政策设计方面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建立了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设置了许多民族自治的行政单元，这种政治框架下的民族理论与制度建构很可能对中国的统一造成隐患。特别是当80年代后各群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潮不断强化，使得我们对中国民族理论的反思显得尤为急迫。因此，2011年我在《21世纪的中国是否面临国家分裂的风险》一文中以苏联为参照系，分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发生民族分裂的理论基础与机制。

社会科学研究的推进需要研究者在实地调查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核心概念，这是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根据自己多年的调研考察和分析思考，我试图在理论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三个核心概念：（1）中国56个“民族层面”上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2）中国社会中形成了“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3）多民族国家发生政治分裂的三个基本要素。毫无疑问，这些概念与观点的阐述是否准确，具体用词是否适当，逻辑是否无懈可击，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且必然会接受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