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政策在未来的两种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设计”（national design）是个双层结构，上层是“中华民族”，下层是56个“民族”。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60多年。但进入21世纪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现在必须在代表两种不同指导思路的两种不同的政策走向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将决定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

一种思路是继续延续建国以来的“民族”话语体系和基本制度政策，继续强化56个“民族”各自的政治认同和集体权益，淡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主张通过进一步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与强化民族优惠政策来保护少数民族的特殊政治权利和各项群体性利益。

另外一个思路是在充分尊重56个“民族”各自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强化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切实落实宪法，用现代法治机制来处理各族公民之间出现的各类问题，以现代公民权利为法理基础来积极改善少数民族国民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在各行业参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程度，使他们逐步达到与汉族劳动者大致相同的竞争能力，从而在自尊和自信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繁荣。

第一种思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构建的民族理论的延续，也是政府这些年来一直推行的政策实践。但近年来的客观现实已经证明，这种思路对于改善民族关系非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实际效果，反而凸现和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认同差异、权利差异和利益差异，加深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不断弱化少数民族国民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对于一个现代公民国家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伤。

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就是，近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绝对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在不断提高，但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在不断恶化，非常令人担忧。因此，我们必须对我国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制度和政策进行反思，而且这种反思具有特殊的历史紧迫性。

在现有的多民族社会里，我们应当如何建构一个对于“民族性”的反思体系？

第一，真正地解放思想，不应当把有关“民族问题”（或种族/族群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划定为学术或政治禁区，要允许学者及社会公众来思考、研究和公开讨论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理论问题，否则，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只能成为现有理论和制度政策的官方宣讲。那种动辄援引列宁、斯大林语录和领导讲话，以“两个凡是”为标准，并严重脱离现实社会问题的讨论，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应用性对策分析方面，都不具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第二，从社会中各种实际现象出发来系统分析：在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族群的社会里，对于中央政府和各群体而言，“种族”、“民族”、“族群”、“国家”这些概念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在民众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民族”身份究竟具有哪些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这些意义和认同意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如何产生并得以强化？

第三，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直接观察，进一步系统分析：目前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族”概念（“民族”定义及相关话语）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文化意义是促进还是阻碍各族成员之间的日常交流、相互学习与合作？这些“民族”话语是否具有多重性的复杂影响？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条件下发挥了哪些不同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政府制定的民族制度和各项具体政策在实际运行中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各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四，在学者和社会公众的观察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层面和领域（微观的社会现象、宏观的社会制度设计、历史经验的纵向比较与借鉴、国外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横向比较），以学者为主体开展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涵盖对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合理性的论证，涉及对各项制度、政策实践效果的讨论，以及对以往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总结与反思。

第五，在以上对现实社会问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不断总结与反思，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一起讨论是否需要对现有的民族理论和相关制度、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讨论需要在哪些具体领域里进行政策调整，讨论实施这些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以及具体措施、步骤和速度。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逐步把我们已经认识清楚、达成共识的观点及时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对那些仍有争议的问题则可继续进行观察、思考和讨论。

在以上的机制中，国家领导层、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可以逐步建立起一个关于本国“民族性”的反思体系，认识到本国“民族问题”所具有的特性及与其他国家共享的共性。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持续跟踪、观察和讨论社会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议题，在分析过程中不断地检阅、验证我们手中的理论工具和基本概念，不断地修订和丰富我们使用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学术界的讨论可以不断地推动政府部门去调整相关的制度与政策，改进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同时，我国学者可以把中国经验和相关思考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逐步推动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国家与民族认同演变的特殊历程，逐步理解我国目前关于民族理论、相关制度设置与具体政策的讨论。

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关于“民族”的话语体系

在分析和研究民族问题时，建构一套符合本国历史与现实国情而且在实践中内涵不断丰富的科学话语体系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当年社会历史情境和后期社会实践不断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有关民族问题论述的理解。同时，西方国家在应对和改善种族矛盾、处理土著群体和外来移民方面也有几百年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我们应关注并努力吸取这些知识积累。中国是个保持了几千年“大一统”政治传统的多部族国家，中国历史上处理族际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关系等）的思想传统、制度方法以及相应的经验与教训是我们必须认真吸取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割断历史。

除此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南非、巴西等）思考和处理种族、族群关系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也是我们应当吸取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民族问题上真正解放思想，面对国内民族关系的现实问题时能够不断拓展我们的眼界和知识来源，以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为指导来开展分析与讨论，我相信中国社会一定能够建立一个健康有效的对于“民族性”的反思体系。

我关于中国民族问题应淡化政治色彩的提议，本意是希望在民族问题的思维模式方面为我们的国家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导向，并不是说民族关系不具有“政治”内涵，也不认为中国各“民族”之间只存在文化差异并把民族问题定义为“非政治性问题”。考虑到各族干部民众普遍关心的群体平等、政治权益、政策优惠、文化保护等议题都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我的建议是应把目前我国56个“民族”群体的身份和“民族”互动中带有的“政治色彩”逐步淡化，希望我国各“民族”都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与中国其他各族国民不同的、具有独立政治身份、具有特殊政治权益和享有特定政策优惠的特殊人群，希望不要总是从“政治博弈”、“地域区隔”、“权力划分”、“利益冲突”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历史偏见和对“民族”的本质主义思维带到21世纪，从而破坏了中华民族密切合作、共同繁荣的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 群众游行中的民族团结方阵。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用现代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思路处理国内民族问题

我国各族民众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必然会涉及一系列综合性的复杂问题，经济交往就会涉及实际利益和经济纠纷，文化互动也会凸显观念差异和价值冲突，我们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必须有相应的涉及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司法、社会参与等）的具体政策。

我国传统的民族工作认为“民族工作无小事”，把凡是涉及不同民族成员的问题（治安事件、民事纠纷、经济纠纷、习俗差异等）都提高到“民族关系”的政治高度来解读和处理。这就使得少数民族成员在遇到各种非政治性问题时，也把这些问题“政治化”，试图通过“落实民族政策”的政治手段来寻求解决。

由汉族干部主导的各级政府遇到这类事件，也习惯性地把这些问题视为特殊的“民族问题”，采用特殊的、非常规的“落实民族政策”的政治手段来处理，忽视了非政治领域那些处理专业问题的专业性措施，甚至有时把一些全国统一法规和规章制度放在一旁，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特殊的民族问题”。而淡化政治的思路所强调的是在非政治领域要用非政治的、相应的专业手段来处理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用现代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思路处理国内民族问题。

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制度设计、各项政策执行中“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身份与待遇方面的差异，在不同少数民族的成员之间也同样存在各自享有不同政治权益和待遇的问题。在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存在本地区“自治民族”和其他“非自治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在政治权益、优惠政策的执行力度方面存在差别。

这种主要从“政治关系”来处理民族关系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导致各“民族”都努力增加本民族的人口规模及其在地区人口中所占比例，都努力申请成立本民族新的“自治地方”并扩大其地域，在自己的“自治地方”通过强化自治制度来争取增加“自治民族”的“自治权”及各项权益，争取增加以“自治民族”成员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执行力度。在日常交往中，凡是在不同民族干部、民众之间发生的矛盾，许多人都倾向于往“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这个政治高度去“上纲上线”。这种“政治化”的思路必然给各级政府对于这些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的常规性处理带来极大的障碍。

与此同时，本地区其他“非自治民族”必然要极力维护自己群体的权益，在党政机关中为本族代表人物争取更高的位置和决策权，其代表人物在政策讨论中努力使本族民众、本族聚居区获得尽可能多的权益，这就使“民族”之间的互动和竞争演变为族群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利益博弈。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人的“民族”意识都在不断被激发和得到强化，而且这种族群间的博弈越来越朝向“零和博弈”的方向发展。这不是一个现代公民国家、共和制国家所应当引导的族际关系发展方向，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

我之所以提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思路，就是希望全国各族精英和民众都能够思考一下我国民族关系演变的大方向和未来的发展结果。我认为民族群体之间目前不断发展的权力与利益博弈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体国民的平等与公正。

坚持反对“大汉族主义”

在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需要一个基本的社会前提，这就是中国的主流群体即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干部和民众要能够真正做到以相互尊重、平等、爱护、帮助的态度来对待各少数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与民众。汉族在各方面都属于强势，人口超过12亿，经济和科技比较发达。不应否认，在一些人的意识中也确实残存对少数民族持有偏见和歧视的“大汉族主义”观念。所以，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强调继续反对和坚决肃清“大汉族主义”。

现在还有一些人简单地以“是否熟练掌握汉语文和接受汉族传统文化”为标准来评价少数民族成员，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审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经济活动，用简单的单线进化论来评价各族群的“进步”与“落后”。许多汉族精英和民众不了解甚至也不想了解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思想里有着根深蒂固的“汉族文化中心主义”的潜意识。

在西部地区生活工作的汉族人口中很少有人主动学习当地民族语言；文化宣传部门在工作中漠视1亿少数民族人口和中国存在多元文化这一基本现实，各电视台很少聘用少数民族员工；有些党政机关的汉族干部在内心深处不信任也看不起少数民族干部；有些大学领导者和人事、招生部门以极其冷漠的态度“遵照规章制度”排斥少数民族教师和学生；有些中央企业和汉族企业家在开发资源和经营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民族的参与和利益分享，把他们在汉族地区“唯利是图”、走上层路线而无视当地民众权益、肆意破坏生态的经营方式也带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都是“大汉族主义”的具体表现，这些现象必然给中国的民族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近年来西部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出现恶化，或多或少与以上现象相关。

无论是对人口普查宏观数据（如受教育水平、劳动者职业结构）所进行的分析结果来看，还是从我们在西部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时与当地干部和民众交谈时的亲身感受来看，我国西部地区一些少数族群的“边缘化”现象在近十年显著加剧。如果没有汉族真正平等对待少数民族这个前提，如果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地反省和肃清人们内心中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大汉族主义”偏见和歧视行为，中国的民族关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只要有歧视就会有反歧视，每个公民之间的平等与社会规则的公平必须得到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