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与GDP增长

马克思分析的实践正确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首先，事实证明研发与GDP增长之间并无直接相关性。对于大型经济体而言，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的直接相关性极低，对世界前10大经济体来说，相关系数为-0.37，R平方值则为0.14，意味着本质上没有显著相关性（见图3）。

图3 作者提供

科学技术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间接的，主要通过研发在经济发展中的固定投资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来实现。如图4所示，对于世界前10大经济体而言，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高达惊人的0.95，几乎存在完美的相关性。

图4 作者提供

美国互联网革命的现实

创新/研发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对GDP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上一波巨大的技术创新浪潮中看出——互联网的发展始于美国，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美国主导。

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行业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因此，出现了许多关于美国ICT发展及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得出了明确结论，表明为什么ICT的创新和资本投资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它们阐明了为何从基本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必须认清一个关键事实：并非互联网与ICT本身的纯技术属性就能自动提升生产率与经济增长。1987年，也就是在个人电脑开始大规模引入美国经济体系六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指出，计算机技术并没有带动生产率增长，当时的生产率增速实际上正在放缓：“生产率增长在放缓，而非……加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的影子，唯独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看不到。”【10】

为直观地反映这一过程，图5呈现的是从1980年（大规模投向市场的现代个人电脑问世前一年）到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互联网繁荣初步终结之年）美国生产率增长情况，数据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直观来看（不使用统计指标），可以立即发现一个现象：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或下降，总是跟随着固定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而变化，并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也就是说，固定投资增加会带来随后的生产率增长跃升，而固定投资的减少则会导致生产率下降。

图5 作者提供

统计分析完全印证了这一直观印象。美国年度生产率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之间，滞后两年时的相关系数高达0.70，滞后三年时相关系数更是达到了极高的0.77。简言之，高水平的投资会在2-3年的延迟后转化为生产率增长。

图6直观地呈现了滞后三年时生产率增长与固定投资对GDP增长贡献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证据或理由表明，技术创新本身（纯粹的发现与构想）是由类似的周期所引发，或是遵循这一周期运行的。技术变革/创新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固定投资的变化来实现的——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

正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GDP增长加速时期的美国著名分析师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所指出：“1995-2000年美国GDP增长加速和通货膨胀率下降间的不寻常组合在经济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现在引发了一种共识……即信息技术的作用是理解美国GDP增长复苏的关键……IT投资是此次复苏的主要动力源泉。”【11】截至2003年之前，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度增速达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3.6%。美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ICT领域）占GDP比重从1991年的19.8%升至2000年的23.1%，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略有回落，但在2005年又回升至22.9%。此后，美国投资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率的急剧放缓。

图6 作者提供

因此，来自美国这一最先进、最具创新活力的技术领域的经济经验，与上文所分析的总体结论完全一致——并非互联网的理念本身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快速增长，而是这些理念必须通过一轮以ICT为核心的大规模投资浪潮才能真正落地，从而对经济体生产率产生强劲的推动作用。

因此，经济中的创新发展不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取代资本投资成为GDP增长的动力，而是体现为创新与技术进步的成果被嵌入到资本投资之中。也就是说，投资不再是现有技术水平上的简单数量扩张，而是向着更高技术层级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解释这种创新所带来的影响，经济学家才引入并广泛应用了更为精确的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测算经济发展的动因。

研发与投资的融合

中国的高水平投资意味着，其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研发与创新，能够比美国更快地转化为实际产品。这在绿色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表现尤为显著，二者或许可以被视作这类一般经济过程的代表。

根据国际最新可比数据，中国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为39.9%，而美国仅为21.7%。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就扣除折旧后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而言，中国为15.8%，美国仅为5.1%。

换算为具体金额，意味着中国年度投资总额远远超过美国——中国年度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7.4万亿美元，而美国则为6.2万亿美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就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而言，中国领先优势超过美国2倍——中国2.8万亿美元，美国1.2万亿美元。

中美两国科学家的智力和技能水平相当。但数据显示，美国科学家/技术人员每有1美元用于将创新转化为产品，他们的中国同行则有2美元可供使用。鉴于此，虽然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仍略低于七国集团中的最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却具备了比美国更快地将创新与研发转化为实际产品的能力。

研发与创新的影响并非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通过固定投资发挥作用，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何中国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能取得如此显著的领先优势。中国投资占GDP比重高于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只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了25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最新阶段而已，相关分析请见拙文《250年的历史数据说明：高水平投资才是中国经济的优势》。

消费与生产

研发与用于技术升级投资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清晰地表明：如果对消费问题和投资问题存在认知混淆，对中国经济战略的制定将会极其危险。

投资与消费合计占国内经济的100%。因此，如果如部分媒体所主张的那样，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必然意味着降低投资占GDP比重。

拙文《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对关于消费的误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经济理论相一致的事实表明， 提高消费占GDP比重，既会减缓消费增长速度，也会减缓生活水平增速——无论是确凿的事实还是背后的理论逻辑，均在上述文章中有所论述。

然而，就目前中国技术升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而言，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必然意味着降低投资占比。因此，这与中国技术升级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那些主张提高消费占GDP比重的观点实则会削弱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领导能力，因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恰恰取决于其投资占GDP比重高于美国和其他经济体。

因此，中国要在技术升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必然取决于其整体宏观经济政策。这其中两个决定性的要求是：

（1）研发占GDP比重处于高水平，且不断上升；

（2）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处于高水平。

这两个过程都是社会化生产的表现，对中国的技术升级至关重要。通过降低投资占比来提高消费占比的宏观经济政策，直接与中国技术升级的目标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