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迈向高收入经济体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实现了从一个历经百年外来干涉后几乎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到按照国际标准跻身 “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 行列的伟大跨越——这是发展中国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水平。这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接下来中国面临一项前所未有的新任务：如何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客观而言，这样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国明确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能够有效支撑这一历史性跨越的经济分析，不仅要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回应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等具体问题，更要对整个发展阶段做出综合性、战略性分析，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所在。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这是因为“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意味着经济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为人民服务”，更意味着国家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人民。也就是说，在中国，最强大的生产力就是中国人民。

在这一总体框架下，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7】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是中国唯一的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允许众多力量和谐地为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但这意味着工人阶级是这些力量中最根本的力量。

工人阶级、社会化生产和新质生产力

之所以如此，并非源于对工人阶级的感性眷恋或浪漫想象，而是源于严谨的理论科学与实证分析。工人阶级具有特殊性， 因为它是社会化生产的承担者和体现者。它承载着最大规模、最集成化的生产活动，并将其与科学、教育等诸多领域深度融合。

要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对工人阶级进行正确的科学分析，而非“粗糙”的分析。马克思并未将工人阶级简单定义为“那些弄脏双手的人”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是定义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 那么，在理论和应用科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的爱因斯坦和屠呦呦，发明激光的西奥多·哈罗德·梅曼，以及发明集成电路的杰克·基尔比和罗伯特·诺伊斯，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同样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靠出卖（高技能）劳动力为生。作为研发核心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几乎都是受过高等训练、拥有高超技能的工人阶级成员。

这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任务。正如习近平所强调，这些任务包括：“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8】

马克思将直接生产过程与科学、技术、教育、环境科学和许多其他力量的日益融合，分析为“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这是社会与生产各领域深度融合的过程：一方面，各细分领域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各领域间的互联互通日益紧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性的先进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体系。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性优势

这一动态也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性的经济优势。“社会主义”一词与“劳动社会化”具有相同的词源。也就是说，在其发达形态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涵盖众多专业化生产单位，并将科学技术与直接生产深度融合的大规模生产形式。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绝大部分最具规模的生产活动都归私人所有，缺乏协调机制来确保这些不同生产部门能够实现有效的一体化发展——唯一的例外是在类似二战这样的极端国家紧急状态下，当时即便是在美国，也曾由政府对所有关键经济部门实施直接管控。至于其他时刻，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几乎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

这一点从当今的美国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在人工智能（AI）这一关键领域，个别大公司试图建立排他性的大型垄断，这不仅不利于正快速发展的整个行业，也导致对AI数据中心所需的庞大电力供应无法进行统筹规划，等等。

美国建设AI数据中心所需的电气设备进口额不断增加 彭博社制图

为进一步了解这种劣势，再举一个稍早的例子。美国曾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非常巨大的技术领先优势，但由于石油等化石燃料生产商通过系统性游说与行动，极力阻挠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以维护其在油气开采领域的高额利润，这一领先优势最终完全丧失。结果是，如今美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地位几乎无足轻重，已将领先地位拱手让予中国，自身则深陷于污染严重、成本高昂的化石能源依赖之中。而在全球范围内， 86%的可再生能源案例的发电成本持续低于化石能源。

相比之下，中国的优势在于既发挥政府作用，也发挥市场作用，既用“看得见的手”，也用“看不见的手”。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9】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作用

但要使这一整套战略形成合力，就需要一个正确的核心战略，将先进社会化生产中的各种要素有机整合起来。

因此，最先进的生产，是涉及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复杂协作过程，这些人不仅参与产品的直接研发和制造，也深入到支撑这些产品的科技创新探索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分析这一经济发展实践过程，在其科学指引下，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得以实现有机整合。下文将就一些实际应用以及所涉及的宏观经济过程进行分析。

由此可见，美国宣传中流传甚广的“高科技进步源于个别天才在车库中独自创新”的神话——比如关于苹果电脑起源的故事——不过是一则天真的童话故事。美国硅谷的核心，其实是斯坦福大学——全球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研究机构之一。科学技术是无数人长期协作、累积创新的产物。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相对论》依然会问世，因为它是众多科学家共同探索的成果；如果普朗克没有在1900年提出量子力学，其他科学家也会在相近的时间完成这一发现；如果梅曼没有发明激光，其他人同样会做到。

这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技术引领者，并非因为中国人突然变得更聪明，也并非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而在中国涌现出更多天才。这是因为如习近平经济思想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向科技领域投入了巨大的资源。

第二部分  中国技术领导地位的量化因素

中国在研发方面的进步

现在用数值分析这些基本战略问题与当今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确切阶段。中国成功的第一大支柱在于其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已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见图1）。根据经合组织最新数据，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5%，约为排名第二的发展中国家土耳其（1.3%）的两倍。

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能够实现技术引领这一历史性突破的首要原因。

图1 作者提供

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也超过了七国集团（G7）中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三个相对最不发达的G7经济体。尽管取得了稳步进展，但中国的这一比重仍落后于七国集团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四个相对最发达的经济体（见图2）。特别是，根据经合组织最新数据，美国的这一比重领先中国整整一个百分点——3.5%VS2.5%。

图2 作者提供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赶上美国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年均增长0.07%，而美国为0.03%。以这个速度，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将需要23年（从2023年至2046年）才能赶上美国。中国可能加快这一进程，但无法缩短到很短的时间。究其原因，研发能力的建设不仅受到资金的限制，还受到人员的限制。一个人从入学到获得工程或数学博士学位需要20年的时间——这类人才对研发至关重要。因此，到了某个阶段就没有办法加速这一过程。这意味着，中国提高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持续几十年，而非几年。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尚未达到七国集团中最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却为何能在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发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原因在于创新的影响，不是作为“一个想法”——如果某件事仅仅是一个想法，它对生产的影响就很小——而是通常通过对固定投资的投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言：“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也就是说，研发的影响不是通过简单的想法，而是通过上文提到的劳动社会化过程，即通过这些技术进步在固定投资中的体现，实现科学与物质生产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