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深陷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均没有认真研究中国或者试图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并没有让苏联推行马克思设想的、由中国实施的那种经济结构。但这显然开始促使苏联向资本主义靠拢——这一过程最终导致苏共于1991年8月解散，苏联于1991年12月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崩溃，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反俄军事联盟——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境。当前仍在持续的俄乌冲突只是这场国家灾难的最新延续。

而很明显的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1929年后建立的苏联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虽然这一模式在战胜纳粹德国的军事斗争上取得了成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重组的长期经济竞争中被美国击败。这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联没有回归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像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一样追求创新，而是转向资本主义，从而制造了一场国家灾难。正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在2008年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时所说：“如果我们早些时候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那么苏联就不会解体。”

简言之，苏联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战胜纳粹主义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对殖民帝国的覆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斗争中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未能及时调整政策适应新形势，最终导致解体。反过来，苏联解体对于俄罗斯人民乃至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些后果包括因苏联解体而失去制约的美国发动了针对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一系列侵略性军事战争。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不仅改变了世界局势，而且使中国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并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从来不是笔直的，而是充满曲折和波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仅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而且对向往社会主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冲击，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迫走上了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的道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正所谓‘万花纷谢一时稀’。”

习近平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徘徊了。”

1980年以来，中国（蓝）、美国（橙）与欧盟（红）GDP占全球份额变化，基于购买力平价指数。 图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巨大成就，为中国乃至当今国际社会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就本国人民福祉而言，在确保国家独立的前提下，中国按照本国标准在2021年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将在未来2―3年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就国际比较而言，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主要经济体增长持续时间最长、增速最高的纪录，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此外，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这些变化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内外形势。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习近平强调：“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错误，我们不仅达不到目标，甚至可能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这一新形势有所阐述。这与中国共产党以往取得的伟大成就具有相同的特点——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下面将举3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世界各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出正确选择，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方面明确支持全球化。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本世纪初以来，在联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上互联网等，还将在2030年实现零贫困。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噎废食。”这一观点源自马克思的分析，即劳动社会化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重要因素。国际劳动社会化即全球化，是范围最大的劳动社会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化意味着，生产者在生产中的互动效应所产生的生产率和产出远远大于他们个人努力的总和。正如习近平用最通俗的经济学术语指出的，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必然会打破国际关系零和游戏的观念。与“零和”局面不同，通过参与分工或劳动社会化，双方或多方均可获益——也就是说，国际互动可以实现双赢。因此，国际合作不仅是解决固有的国际问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的必要条件，而且能在创造高品质生活方面实现优势互补。这只有植根于国际分工/劳动社会化，并且通过国际分工/劳动社会化才能实现。这种互利唯有通过国家间的互动才能实现。

自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没有冲突，而是意味着他们有更为重要的共同利益，因为每个国家的繁荣都依赖于国际分工——每个国家的富裕都依赖于其他国家。这一点构成了国际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基本的国际现实，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二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局限于纯粹的经济目标，其目标非常广泛，涵盖了确保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促进政治稳定，进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经济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出，共同富裕政策具有惊人的独创性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性。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要例子。

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阶段，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国有财产和私有资本也将同时存在，将使资产阶级从私有资本中获得收益，这会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和不平等产生明显的影响。马克思基于此得出一个必然的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国有部门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财产收入仍然存在。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两种收入来源：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劳动收入分配应按劳分配。资产阶级的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财产。因此，与全盘国有化的苏联模式以及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不同。

全盘国有化的苏联模式以及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意味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不是主要问题。收入不平等可能存在，但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里，收入不平等远小于财富不平等。与存在资产阶级财产的社会相比，全盘国有化的苏联模式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1978年后，推行经济改革的中国创造了一种更接近马克思设想的经济结构，随着实质上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性质的有产阶层的重新出现，财产收入问题必然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资本收入增加衍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资本收入用途是否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必然是一个弱点，因为它是一个理论上的漏洞，由此可能会产生具有破坏性作用的错误观点，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收入，放任自流会贻害无穷。

马克思指出，根据花在消费上的收入用途，消费可以分为两种，其中包括必要的消费，它用于维持大部分人的生活。这种消费来自工人阶级、农民、自由职业者等的工作收入。资产阶级的收入并非来自工资或个人工作收入，而是来自财产——在现代经济中，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利润。这种财产收入经常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生产性投资；其二是购买奢侈品。财产收入两种不同的用途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效果。投资是生产性投入，因此会促进经济增长——每个经济体系都需要投资。购买奢侈品，即奢侈消费资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既非生产投入，又非经济增长投入。因此，任何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的财产收入部分，都会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投入。

因此，从基本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只要资产阶级将其财产收入用于投资，那么它就是在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履行任何社会所必需的投资功能。但是，一旦资产阶级沉溺于奢侈品消费而不再投资于生产，那反而是在不断消耗资源——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提振大众消费占经济的比重，或是用于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财产收入用于投资将惠及任何经济体系，用于奢侈品消费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消费将为零，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将不存在。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富豪将继续存在，尽管他们不能掌握国家权力，但只要富豪存在，他们除进行合乎逻辑的投资外，还会进行一些奢侈品消费活动。因此，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尚无法完全消除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的现象，只能将其最小化，以限制其负面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

这一经济原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众所周知，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众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在世界上排名最靠前。但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恰恰建立在将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投资与奢侈品消费之间的区别上。这种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奢侈品消费和不平等，同时允许资产阶级进行高水平投资。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将财产收入用于投资被视为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用于奢侈品消费则被视为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意味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分配的最大压力是要么重新分配给民众进行一般消费（通过税收等），要么投资于经济发展。因此，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完全遵循了马克思设想的分配理论——当然，这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而不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

显然，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息息相关。奢侈品消费并非生产性投入，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将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是一种浪费。这些收入的再分配既可以用于提高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对社会有益的资源，又可以用于投资（或两者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提高人民生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