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虽然美国已经下定决心要破坏中国经济，然而要实现这一企图却困难重重：美国本身并没有强大到足以破坏中国经济的外部经济杠杆，只能试图用加征关税、技术制裁、借台湾问题挑事，以及实际或威胁禁用华为和抖音等中国企业等等手段对付中国。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自疫情爆发以来的三年，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的2.5倍、欧盟的6倍。现如今，由于受银行危机的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中国经济增长则将有所加速。

总之，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说，美国虽然可能制造短期麻烦，却无法在经济上“谋杀”中国。曾经，戈尔巴乔夫对美国心存幻想，最终导致苏共崩溃、苏联解体，然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的政治政策将会保卫中国和她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美国被迫尝试用间接的手段诱导中国“自杀”——其中最核心的目标之一是试图诱导中国采取自废武功的经济政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诱导人们把关于中国经济的错误言论当做正确的来接受——错误的“事实”自然会导致错误的政策。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错误的言论时不时会出现在部分中国媒体。这些错误言论中最具杀伤力的一条便是：“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社会主义中国的投资效率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或者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

这种完全错误的说法希望达成如下几个目的：首先，试图诱导中国因投资低效的说法减少投资——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所分析的那样，诱导其他经济体降低投资占GDP水平是美国延缓他们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为它曾用同样的手段来破坏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且取得了成功；其次，“中国投资效率低下、资本主义国家投资效率更高”的说法，不过是试图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破坏社会主义和推广资本主义而已。

因此，这种宣传是试图传播两个相互关联的谎言。

·首先，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

·其次，这种所谓的“效率低下”是由于和资本主义相反的社会主义造成的。

正如下文分析所示，这些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社会主义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远高于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正如下文将要分析到的，中国的这种投资效率与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密不可分。因此，本文的目的即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阐明以上事实并分析其中的原因。

第一节  中国资本投资效率高于国际水平

笔者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教导，当一个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只有两件事可做：明智的人遵循科学的方法，放弃理论；危险的人则会放弃事实。但正如下文所示，第二种立场有一个变体，那就是纯粹地捏造不实的事实。《商业周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宣称：

“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地区只需要投资1-2美元。”[1]

“中国总是因为投资配置不当而浪费储蓄。”[2]

部分中国媒体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

要揭示真相，就看这个经济指标

要证伪这些说法很容易。衡量投资效率有一个公认的经济指标，那就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它反映GDP增长1%所需投资总值占GDP总值的比重。因此，增量资本产出率越低（前提是它是正数，也就是说它代表经济扩张而不是收缩）投资效率就越高。在ICOR的统一指标衡量下，结果显而易见，中国每增长“一美元”的GDP，所需要的投资比美国、日本或西欧少得多，也就是说，中国的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远高于西方经济体。

为便于大家对此有更直观的认识，表1呈现的是世界二十大经济体增量资本产出率比较。这些经济体加起来占世界GDP的80.4%。

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投资GDP的7.1%——在世界二十大经济体中，中国排名第二。特别是，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为7.1，远比美国（10.0）、欧元区（22.4）、德国（30.3）、英国（70.1）更有效率，更不用说增量资本产出率为负的日本——这个值为负说明尽管有固定投资，但日本经济仍在收缩。

表1中的这些数据完全是公开的，任何人都有权查阅。而在中国自封为严肃的经济学家的人和部分中国媒体却将“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的谎言奉为真理，这种行为相当可耻，他们投身于“政治宣传”而放弃了严肃的经济学。

让我们从国际比较转向历史比较，图1呈现的是1966（“大跃进”的混乱结束后）到2021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增长比较。GDP增长和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均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图1

趋势显而易见：

·从1966-1976年这10年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增长了两倍多——从2.0飙升至6.5，这是一个带有极其严重后果的负面趋势，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投资GDP比重的三倍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速，否则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以前水平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的政治事件所带来的破坏性经济后果显而易见。

·1976年后，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开始得到改善——到1978年已达到5.1。系统性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情况开始持续改善。到1988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降至2.5。这表明了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效率——改革开放后投资效率的大幅提高，成为了1978年后中国“经济奇迹”的开端。

改革开放初倡导效率的标语（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二十年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到2007年仅上升到3.3。考虑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低收入经济首先过渡到中低收入经济体，然后再过渡到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因为当一个经济体变得越发达时，其增量资本产出率就越高。在此期间，中国GDP平均增速并没有大幅下降，因为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从1988年的31.1%升至2007年的37.9%。这抵消了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因此中国GDP增速自然保持不变。

这印证了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观点：当一个经济体变得更发达时，如果固定投资占其GDP比重保持不变，其增量资本产出率将不可避免地放缓。但这种经济放缓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不可避免”——如果固定投资占其GDP比重增长速度至少与增量资本产出率增长速度一样快，那么当这个经济体变得更发达时，经济增长就不会显著放缓。这正是1988年至2007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从2007年开始，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急剧上升，2020年达到7.4。于是，有些人借此指出，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投资效率低下。但遗憾的是，他们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

首先，他们没有进行国际比较——可以看出，其他国家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007年后也在急剧上升，其上升幅度在大多数情况下远远高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007年后不断恶化并不是中国的特例，而是国际社会的缩影——考虑到所涉及的日期，这一过程显然是由于2007年后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但在这场危机期间，中国的表现实际上几乎优于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

其次，他们没有注意到历史动态，即当一个经济体变得越发达时，其增量资本产出率就越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现在正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