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说法避重就轻地扭曲了这种关税对美国经济的总体影响，因为奥巴马没有提到，这项拯救美国轮胎制造业的政策，导致美国其他经济行业所失去的就业岗位更多——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付出惨重代价。事实上，所征收的关税只有不到二十分之一是用于支付轮胎工人工资。

因此，分析这个案例有助于解释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弊端。至于该案例的详细分析，在此向大家推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夫鲍尔（Hufbauer）与劳里（ Lowry）所发布的专题报告——《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业岗位》（US Tire Tariffs: Saving Few Jobs at High Cost），以下将摘录部分内容。

首先，美国提高关税的影响是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减少了67%——这符合预期目标。因为这是针对一个特定国家提高关税，原本属于中国的绝大多数轮胎产品份额被墨西哥、泰国、印尼，以及其他国家替代。正如奥巴马所言，美国轮胎行业的就业岗位因此增长了1200个。

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轮胎远比中国昂贵，因此2011年美国消费者因进口轮胎关税上升多付出了11亿美元。也即是说，美国为拯救1200个就业岗位付出的经济代价高达11亿美元，相当于每一个就业岗位都是花90万美元买回去。

美国轮胎工人的年薪仅为40070美元。因此：

• 直接补贴轮胎工人比征收关税所付出的代价小得多；

• 这轮轮胎花费上涨的11.23亿元中，只有5%进了美国轮胎工人口袋中，其余的则被轮胎制造商和其他人瓜分。继关税提高后，美国轮胎价格一年上涨近5%，快于生产价格指数（PPI）平均增长率，由此带来的通胀加剧导致美国消费者生活水平降低。

正如赫夫鲍尔与劳里正确地指出：“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获得的大部分钱从家庭预算转移到美国国内或国外的企业小金库，而不是支付美国工人薪水。购买轮胎多花的11.2亿美元中，只有4800万美元进入美国工人口袋。也即是说，本次轮胎特保案惠及的消费者不到5%。”

美国在中美轮胎特保案中所受到的间接经济损失更为严重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谈的仅是美国民众在中美轮胎特保案中所受到的直接损失。美国生活水平和就业所受到的间接影响更为严重。

购买轮胎多花的11.2亿美元不能用于其他项目，这导致其他经济行业销售下降、就业减少。正如《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业岗位》》指出：

“用2011年底零售业零售总额，除以零售业总雇员数量，可以得出：10亿美元可创造3507个工作岗位。据估计，购买轮胎多花的11.2亿美元中，只有4800万美元进入美国工人口袋。由此带来的净影响是，消费者在其他消费领域会少花10.64亿美元，这间接导致零售业3731人失业……因此对进口自中国的轮胎增税所增加的就业，完全被零售业减少的就业给抵消了。拯救1200个工作岗位，实际上换来的是丢失2531个就业岗位的代价。”

换言之，对中国轮胎加税所带来的影响使美国消费者损失11亿美元、美国就业岗位减少2500多个！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间接损失。美国对中国轮胎提高关税后，中国随即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肉鸡产品提高关税，导致美国对华肉鸡出口量下降90% 。虽然中国官方否认两者间有关联，但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并指出，报复几乎是贸易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业岗位》从而总结道：“2009年对华轮胎特保措施的最大赢家是替代中国出口轮胎的其他国家，他们主要分布在亚洲和墨西哥，向美国销售低端轮胎。国内轮胎生产商是次要受益者。请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调查的该行业工会仅分得一小杯羮。美国汽车和轻型卡车轮胎消费者正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无论他们是购买中国或非中国产轮胎。轮胎制造业增加的就业，完全被零售业减少的就业给抵消了。另一个附加影响是，美国肉鸡企业在中国的报复后失去了中国市场。”

除美国遭受这些损失外，中国轮胎制造商也遭受巨大损失。确切来讲，这对双方来说是“双输”。除非美国的目的是有意帮助泰国或墨西哥轮胎生产商，否则这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利益。这宗特保案对美国来说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总代价

花费90万美元拯救美国轮胎行业一个就业岗位，并不是最极端也最典型的例子。藉由关税保护主义，美国为保护特定行业就业所花费的成本非常高，一些研究成果也一再印证了这一点。

一份对1986年31个行业的美国调查报告发现，按照2016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消费者为拯救这些行业每一个就业岗位所花费的成本最高达220万美元，平均水平为51.6万美元。一份1994年的研究发现，按照2016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美国当时保护一个就业岗位所花费的平均成本是27.5万美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美国当时保护一个钢铁就业岗位的成本是49万美元。

藉由贸易保护主义拯救任何就业岗位付出的代价如此高昂，这不能大规模使用，其他经济政策更有效。正如因国际贸易的杰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就业水平是一个宏观经济学问题……关税等微观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净效应。贸易政策应关注效率影响，而非关于就业的虚假数字。”事实上，中美轮胎特保案对美国就业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