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崛起”的虚实与时代意义

勒庞、梅洛尼与魏德尔的案例，其实都体现了欧洲“极右崛起”的复杂性。

首先是“极右”标签的虚与实。

三人虽都出身“极右”政党，却也都展现了对于“极右”的持续疏离，甚至正以行动推翻“极右”标签本身，包括勒庞的“去妖魔化”策略、梅洛尼执政后转向右翼，以及魏德尔与“极右”伙伴进行切割。这背后当然是扩大选票的现实考量，且这些出身“极右”的政治精英看似挑战政治正确，其实同样懂得适时配合政治正确；尤其是勒庞与梅洛尼，两人在俄乌战争前后的对俄立场变化堪称经典。

勒庞在战前毫不掩饰自己的亲俄色彩，包括在克里米亚危机后公开表示“乌克兰已经被美国征服”，同时激烈批评北约政策、东欧的反俄情绪，以及欧美国家不断威胁制裁俄罗斯的恶意。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勒庞随即批评俄罗斯，并且主张收容乌克兰难民。

梅洛尼的转变则更有政策意义。俄乌战争爆发前，梅洛尼长期主张修复欧俄关系，包括解除克里米亚危机后的对俄制裁，并称赞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捍卫了欧洲价值与基督教认同”。但2022年战争爆发后，梅洛尼先是跟着谴责俄罗斯，又在执政后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并称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四地“公投入俄”“毫无法律与政治价值”，同时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再来是“崛起”叙事本身的虚与实。

无可否认，极右政党近年在欧洲的选举表现确实不错，但选举成绩不等于政治权力，6月的欧洲议会大选就是典型案例：极右政党即便席次上升，也在左翼与中左翼、中右翼合作下，被排除在选后的权力核心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 路透社

例如任命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时，高层职位几乎都由出身欧洲人民党（EPP）、欧洲社会党（PES）、欧洲自由民主党联盟党（ALDE）的非极右候选人担任；27名委员中只有一名属于极右翼，那就是欧洲保守与改革党的拉斐尔·菲托（Raffaele Fitto），来自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

梅洛尼本人的实际收获更是差强人意，即便这次意大利兄弟党成绩不错，梅洛尼还是被排除在欧盟几个高级职位外：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高峰会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法德。尽管国民联盟在6月大选的第一轮表现亮眼，却还是在第二轮滑落至第三，关键原因就是左翼、中左翼政党为了不使国民联盟得利，决定在许多选区进行合作以避免分散选票。

同理，现在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民调确实上升，但各方分析普遍认为，另类选择党能在未来参与联合执政的机率微乎其微，因为该党不像国民阵线经历过“去妖魔化”进程，始终无法摆脱同情纳粹的阴影，这在当今德国政坛仍是禁忌。且魏尔德的立场与已经“相对进入主流”的勒庞、梅洛尼相比，其实还是“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在争取选票上恐怕有其极限。

不过，即便“极右崛起”的虚实有其复杂性，这个现象所承载的时代意义还是不容忽视。以德国为例，另类选择党之所以能在东部崛起，与两德统一后的发展不均有关。随着年轻人和高素质人才向西迁移，东部人口大量外流，经济发展也普遍落后西部，这种环境催生“被剥夺”的怒气，也为反移民叙事提供弹药火力，德国另类选择党正是把握了这种时代机遇，所以能在东部站稳脚跟。

而德国并不是孤例。基本上经历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冲击，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持续崩解，“阿拉伯之春”引爆的难民危机更是加剧原有矛盾。但作为欧洲执政主流的中左翼、中右翼精英没能回应民众需求，既无法显著改善生活成本危机，也没能调和社会分化与族群矛盾，最后只能诉诸道德、欧洲价值等虚无话语，结果就是距离民众愈发遥远，并让右翼、甚至极右越来越有市场。

归根结底，勒庞、梅洛尼、魏德尔的崛起，就是欧洲之变的时代缩影。在这三位“铁娘子”身上，极右实践不只是排外怒吼或保守回归，更是对于全球化失衡的激烈抗争，以及对于民众焦虑的深刻洞察，即便民族主义与反建制的烈焰炙热，但也不能脱离实用主义的冷峻计算。而这正是欧洲“极右崛起”的真实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