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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面对数字权力“组合拳”,中国需未雨绸缪
最后更新: 2022-09-08 07:53:23资本与技术:
科技巨头崛起的权力根源
俄乌冲突引发的数字空间战争带来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科技巨头权力扩张的根源何在?是什么因素发生变化,导致私人资本主导的数字巨头可以参与国家间的“权力游戏”?其二,面对未来回归现实主义的数字地缘竞争,如何理解国家和科技巨头之间的复杂竞合关系?
在伊安·布雷默与斯蒂芬·沃尔特的讨论中,正反双方都忽略了对国家和巨头两者影响巨大的重要因素——资本。科技巨头的权力根基多元而复杂,概括来看无外乎技术、政治与资本三个维度,体现出新、旧两方面的特征。
(一)围绕数据资源发生的权力流散
科技巨头权力的新特征在于其掌握了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在数字时代,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拥有了权力。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指出,当代全球权力转移的一种形式表现为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这一扩散主要得益于以互联网兴起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变革。【8】
围绕数据资源的生成、供给、分配与使用所产生的赋权与分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权力生成机制。近十年来,数字技术革命的飞跃式发展,科技巨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形成的数字生态扮演了重要角色。相比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等传统垄断性公司通过在能源等基本需求领域发挥作用并进行跨领域扩张,科技巨头依托其庞大的用户基数以及相对成熟的大数据运营体系,形成了一个闭环的“DNA”生态,即数据分析(data analytics)、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和紧密结合的(经济)活动(interwove activities)三个环流的联动,打通了从数据生产到价值变现的完整数字产业链。科技巨头依托数据资源采集与价值创造形成网络规模效应,进而打造数字生态体系,不断加强和扩张打破虚拟、现实界限的资源调配能力和规则制定权力。
数据成为对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有全局性影响的新型生产要素与重要战略资源。所以,作为数字经济生态的开拓者,掌握海量数据资源的科技巨头成为这种新型权力生成机制的支配者与数据权力的重要载体。它们通过掌握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分配,可以为各行各业的生产提供数字商品、数字服务和信息流等关键的虚拟产品,支配实体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围绕这些资源的开发、生产、消费形成的数字产业链、价值链和社会运作模式,为数字化的人类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性的算力、数据存储、工具和规则。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据可以赋能传统生产要素,提升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科技巨头因掌握关键数据资源和不可或缺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成为经济社会秩序的关键重构者。这些私人资本主导的平台型公司组织充分发挥全球流动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其所拥有的权力正在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张,【9】成为一种具有全方位影响力的“超级权力”。纵观世界范围的实践发展,科技巨头在某种程度上与主权国家的政府平起平坐,这是数字时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表征。在国家—市场—社会的权力结构变迁趋势中,权力不断向市场流散,科技巨头的崛起加速了这种进程。【10】而在新兴的数字空间,国家作为传统权力载体的数字化转型进度,已明显落后于以科技巨头为代表的新型资本组织形式。
2021年7月4日,扎克伯格举国旗冲浪为美国“庆生”,被美网友群嘲。
(二)理解巨头、资本与大国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
和过去的工业寡头、金融寡头相比,科技巨头权力的政经关系结构与资本权力归属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在科技巨头成长的过程中,资本集团与强大主权国家共同助力科技巨头迅速扩张,同时,也只有少数强大主权国家才有能力供养科技巨头,要理解这一点,白宫和硅谷的同盟是最佳范例。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本推动数字技术在社会层面广泛运用,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催生了诸多新模式、新业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消费质量的升级。以科技巨头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显著的新经济增长极,【11】与此同时,谷歌、亚马逊、脸书等企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国“跑马圈地”,不断侵吞国际市场份额来收割全球数据红利,以谋求自身的高速发展。
从政经关系结构的角度看,科技巨头与主权国家并非简单的零和关系,或者割裂开来的两个实体,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连体。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中,科技企业曾是主权国家之间创新竞争的“士兵”,而在如今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科技巨头与强大主权国家间已形成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狐假虎威”。科技巨头在全球领域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需要国家权力背书,它是强大主权国家在全球秩序体系中的权势投影。苹果、谷歌如果不是美国公司,在欧盟连续开出的天价罚单中可能早已大伤元气,而华为、字节跳动如果不是中国公司,在美国政府凌厉的制裁攻势下也可能早已被迫签署“城下之盟”。
二是“唇亡齿寒”。在数字地缘竞争中,科技巨头不仅仅是所谓的“士兵”或者“冠军”,更像是拱卫帝国、拥有自主性的封建领主军团,成为支撑强大主权国家权力扩张的关键性力量。盘踞在硅谷的“FANNG”军团已是美国在数字时代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假设硅谷骤然衰落且后继乏力,那么美国在当今世界的权力与地位无疑将遭受重创。而拥有全球领先数字产业集群的主权国家,将在数字地缘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12】
从资本权力归属的角度看,科技巨头崛起是私人资本权力进一步扩张的结果,成为继金融寡头之后,资本权力与技术结合形成的最新载体。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权力就已经开始与更古老、更规范化以及更具道义正当性的政治权力形成共治天下的社会权力结构,【13】正是资本和资本形态的不断发展或拓展,现代社会从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到当代的全球化才有了可能。【14】如以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等为代表的工业资本通过在能源等基本需求领域发挥作用,间接地在其他社会领域发挥其影响力。
科技巨头的权力扩张实际上是资本利用以数据为核心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动员模式打造出来的新型社会权力载体。巨头们在担负部分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也侵蚀了原本属于国家权力范畴的公共治理主导权,而私人资本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打破了原本由国家法律秩序维系的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相对平衡的权利义务关系,也直接挑战了在工业经济时代和信息经济时代已形成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权力分配格局。
在强大主权国家内部,科技巨头相对独立的“能动性”作用正在加强。面对 2021 年年初“国会山骚乱”事件,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并没有受托于政府或执法部门,而是直接采取行动,甚至在特朗普未卸任美国总统时就将其全面封杀,令世人震撼。反之,传统主权国家要想规制科技巨头,目前的主要手段是从经济层面运用反垄断罚款、提高监管要求等措施,但是罚款对于科技巨头而言的警示意义更重于实际意义,采取过于严苛的监管也会损伤科技巨头的发展活力,如何规制和驯服仍然在扩张的私人资本权力,主权国家暴露出严重的体系滞后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 原标题:科技巨头重塑地缘格局:审视俄乌冲突中的数字权力竞争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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