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解巨头、资本与强大主权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

围绕认知数字巨头的三种流行叙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知识界的这场辩论似乎已经将数字巨头的形象脸谱化了，数字巨头和主权国家间成为了一种权力博弈的零和关系。

事实是这样吗？在这场讨论中正反双方都忽略了对国家和巨头两者影响巨大的重要因素——资本。数字巨头的权力根基多元而复杂，概括来看无外乎来自于技术、政治与资本三个维度，体现出一个“新”、两个“旧”的特点。

一个“新”在于数字巨头掌握了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在数字时代，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拥有了权力。

相比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等传统垄断性公司通过在能源等基本需求领域发挥作用并进行跨领域扩张，而数字巨头通过掌握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分配，可以为各行各业的生产提供数字商品、数字服务和信息流等关键的虚拟产品，支配实体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围绕这些资源的开发、生产、消费形成的数字产业链、价值链和社会运作模式，为数字化的人类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性的算力、数据存储、工具和规则。

数字巨头因掌握关键数据资源和不可或缺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社会秩序的关键重构者。借由数据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深度数字化进程中的全局性作用，这些私人资本主导的平台型公司组织，所拥有的权力正在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张，充分发挥全球流动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成为一种具有全方位影响力的“超级权力”。

而在新兴的数字领域，国家作为传统权力载体的数字化转型进度，已明显落后于以数字巨头为代表的新型资本组织形式。

两个“旧”在于数字巨头和过去的工业寡头、金融寡头相比，政经关系结构与资本权力归属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

在数字巨头成长的过程中，资本集团与强大主权分别扮演了孕育和抚养数字巨头的“母亲”和“父亲”的角色。只有强大主权才有能力供养数字巨头，要理解这一点，白宫和硅谷的同盟是最佳的范例。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本推动数字技术在社会层面广泛运用，依赖巨额资本的前期投入，科技企业通过烧钱结合数字平台技术改造其价值生产行业的具体场景，充分利用网络规模效应与数字应用优势，迅速崛起为新的数字巨头。

与此同时，谷歌、亚马逊、脸书（现已改名为META）等企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国跑马圈地，不断侵吞国际市场份额来收割全球数据红利，推动本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政经关系结构的角度看，数字巨头与主权国家并非简单的零和关系，或者割裂开来的两个实体，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连体。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中，科技企业曾是主权国家间创新竞争的“士兵”，而在如今国际政治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数字巨头与强大主权国家间已形成共生关系。

这种共生关系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狐假虎威”，数字巨头在全球领域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需要国家权力背书，它是强大主权国家在全球秩序体系中的权势投影。苹果、谷歌如果不是美国公司，可能早在欧盟连续开出的天价罚单中大伤元气，而华为、字节跳动如果不是中国公司，也可能早在美国政府凌厉的制裁攻势下被迫签署“城下之盟”；

二是“唇亡齿寒”，在数字地缘竞争中，数字巨头不仅仅是所谓的“士兵”或者“冠军”，更像是拱卫帝国、拥有自主性的封建领主军团，成为支撑强大主权国家权力扩张的关键性力量。盘踞在硅谷的“FANNG”军团已是美国在数字时代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假设硅谷骤然衰落且后继乏力，那么美国在当今世界的权力与地位无疑将遭受重创。而一直拥有全球领先数字产业集群的主权国家，将在下一阶段数字地缘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

从资本权力归属的角度看，数字巨头崛起是私人资本权力进一步扩张的结果，成为了继金融寡头之后、资本权力与技术结合形成的最新载体。巨头们在担负部分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也侵蚀了部分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而私人资本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打破了原本由国家法律秩序维系的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相对平衡的权利义务关系，也直接挑战了在工业经济时代和信息经济时代已形成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权力分配格局。

我的同事范勇鹏老师在《从公司到国家：美国制度困局的历史解释》一书中剖析了西方国家在近现代政治转型过程中公司与国家的制度同构现象，进而提出美国是“公司型国家”的观点。其实对于资本权力而言，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也是一个为资本增殖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与合法暴力保障的经营性平台。

《从公司到国家：美国制度困局的历史解释》书影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数字巨头崛起为资本权力掌握最高统治权提供一种收益更高、成本更低且产权明晰的补充性选择，即不需要像过去一样长时间建设“旋转门”机制渗透主权国家民主体系的复杂政治系统，通过拥有超级网络平台基础设施的私有产权，就可以掌握部分类主权性质的组织化权威。

就像前文所提到的，在数字巨头成长的过程中，资本集团与强大主权分别扮演了孕育和抚养数字巨头的“母亲”和“父亲”的角色。在这个由主权国家、资本集团与数字巨头组成的“小家庭”式的权力三角结构中，数字巨头无法取代国家存在的特殊使命。

甚至强大的主权国家依然需要履行作为“父亲”的责任，为作为“孩子”的数字巨头提供进一步成长的环境，而作为“母亲”的资本集团在一些国家已俘获部分国家权力，随着“孩子”的成长，将更多权力资源开放给数字巨头，反过来“母凭子贵”，利用新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构建生产关系，资本权力也将随着数字巨头的迅速崛起得以进一步扩张。同时，强大主权也将面临资本集团在现代政治体系内部分转移权力资源所带来的治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