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毅夫】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表现堪称人类奇迹。

1978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为156美元，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与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人口中有82%生活在农村地区，84%的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中国还是一个内向型经济体，贸易仅占其GDP的9.7%。

虽起于微末，但中国在1978—2018年实现了年均9.4%的GDP增长率和年均14.8%的贸易增长率。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德国成为实际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再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经有7亿多人脱贫，占这一时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此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遭受本土金融危机影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3万美元并极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过1.27万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上述预测顺利实现，在二战后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大陆将成为继韩国和中国台湾之后第三个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到高收入跃迁的经济体。

中国人均GDP变化趋势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中国在1978年启动转型后，为什么能够避免其他转型经济体所发生的崩溃和停滞，中国为其成功付出了何种代价，以及需要吸取哪些教训。

中国如何避免转型崩溃

二战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同一个现代化梦想的鼓舞和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的指导，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和政府干预措施，来加快先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纷纷遭遇与中国类似的经济困境。

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转型。中国实现了国家稳定和充满活力的增长，而其他国家却遭受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和危机频发的困扰（Easterly，2001）。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转型策略的差异有关。

首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遵循了受新自由主义启发，以推动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己任的华盛顿共识。

这一战略的立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失利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当。基于这一观点，该战略建议，为了改善经济表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立即消除所有扭曲并结束政府干预，以使市场发挥作用。

然而，这些国家的所有扭曲的目的都是保护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政府立即消除这些扭曲，这些大型产业势必遭遇破产，大量工人将失去工作，而这将会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没有社会和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就遭遇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况。结果，在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改革之后，许多国家为了保住工作岗位而重新引入补贴和保护措施。

此外，这些大型产业大多是基本需求或国防相关的行业。即使在私有化之后，政府仍需继续对其进行补贴，以维持其运营。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出于社会稳定、基本需求还是国防的原因，在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之后，这些国家的政府重新引入了新的补贴和扭曲措施。这些扭曲比已遭取消的显性补贴和保护措施更不合时宜，甚至效率更低。

在私有化之前，企业管理人员是国家雇员，如果遭遇困难，他们会请求政府给予保护和补贴。如果政府提供协助，企业管理人员最多可以增加在职消费。然而，那时候将钱揣入自己的口袋里是腐败行为，会受到惩罚。

私有化后，大型企业的业主也会要求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各类补贴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他们自己的财富，并且他们还会受到激励，继而要求更高的补贴和援助。结果，改革首先引起混乱，之后经济发展停滞、危机频发。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努力保持了稳定、动态的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是中国采取了务实的态度。

政府为现有部门提供了临时保护和各类补贴以维持稳定。但是，中国政府也放宽和推动了人们进入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规模传统产业，这恰恰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保持一致。过去，政府采取了歧视和压制这些部门的做法。为了使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具竞争力，中国还需要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转型开始时，中国的基础设施极其薄弱。虽然有心改善全国的基础设施，但中国政府缺乏将之付诸实施的财政资源，因此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用以在有限数量的区域内改善基础设施。由于保护现有产业需要实施扭曲措施，中国的营商环境非常糟糕。然而，在经济特区和其他经济区，政府消除了所有这些扭曲。此外，政府还为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其他激励措施。因此，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迅速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国在过去40年中保持稳定，实现了强劲增长。随着中国不断壮大和资本的不断积累，比较优势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升级过程中，中国可以从后发优势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