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产业链柔性何以兼顾民生与效率

产业链柔性，本身就构成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我国纺织服装产业能够兼顾民生和效率的关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高度分散但高度组织化

分散经营但协作能力强，是产业链柔性实现的重要机制，也是产业发展能够兼顾民生和效率的重要机制。结合服装制造的实践来看，在具体的产业竞争实践中，企业规模小，但是产业链上不同环节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协作能力强，是产业链柔性实现的重要机制。这一点在康鹭片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了提升产业链柔性，不同环节都进行了极致的细分，这有助于工厂提升专业化能力和灵活性，但是却带来了组织问题，即如果组织成本过高，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链运行的效率。

结合实践来看，这些分散的工厂却能够高效协作，其一是因为空间的高度临近。这些企业不仅积聚在康鹭这个城中村，而且会根据生产的需要，在大大小小的街巷基于订单快速完成的需要，形成一个个不同环节工厂高度临近的小微生产单元。

其二是因为这些企业组织之间还有诸多社会关联，降低组织成本。在企业组织内部或者产业工人内部，家庭是最基本的组织单元。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分布在不同环节，共同协作完成订单。这些都构成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的社会机制。

其三是因为企业数量足够多，选择空间大，在扎稳脚跟之后，工厂能够根据自身需要筛选适合的合作伙伴，提升协作效率。而且产业积聚的优势吸引了大量波动且紧急的订单，塑造了一种整体的稳定，为不同工厂筛选工厂、长期磨合、提高协作能力奠定基础。这背后还需依靠践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城中村，提供大量可供选择的、适配的空间。

在以康鹭片区为代表的城中村，农民工以家庭为基本单元，依托家庭经营和家庭组织与工厂老板对接，以计件为主。而工厂老板很多都是夫妻合力打工赚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始开制衣厂。在创业的过程中，一开始都是依靠亲戚、朋友和老乡解决初始的招工和用工问题。在管理生产方面，大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长期工和临时工，他们也大多是夫妻或者家人、朋友合力做整件，采取的是计件制。

在工厂内部，组织的基本单元进一步缩小为一个个小家庭。这意味着，无论是打工还是创业，其底层逻辑都是为自己干，为自己的家庭干，在家庭的组织下完成工作，基本上没有管理成本，最多就是两口子吵个架，床头打架床尾和，很快也就好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还很好地应对了冲击。依托家庭经营，一般是女性管生产、管钱，男性主要负责外出招工找订单，维系客户关系，实现低成本、高效的稳定经营。有工厂老板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守住财，应对消费风险和陷阱。陪客户吃饭喝酒，很多是在一些娱乐场所消费，如果不是老婆管钱，很容易犯错。

等到生意做好了，他们也会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和老乡，从事一些相关的工序或者工艺，或者也来开制衣厂，合作完成订单，或者在客户的组织下，和周边的工厂一起组成一个临时的流水线。一开始找亲戚、朋友、老乡合作，或者通过他们进入到这个行业，可以降低试错成本。

更关键的是，因为距离近，面辅料通过小电驴快速在各个工厂之间穿梭，一件衣服快速被生产出来。每一个环节的工厂只需要专心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同制衣厂之间也能够分享彼此闲置的设备和劳动力。而且康鹭内部的工厂数量非常多，他们之间也会相互选择和筛选，找到合作最好、匹配度最高的工厂，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没有围墙的工厂。康鹭内部也有一个淘汰机制和筛选机制，家庭经营能力强、能和客户对接、能和其他工厂合作好、讲信用、有能力的被留下来。他们在这里长期经营，相处和互动多了，也就成为了熟人，信任和默契逐渐增长。

这种形式上分散，但是实质上合作紧密、组织成本低且高度灵活的组织形态，一方面降低了普通人的创业成本，也让普通人能够依托自己的家庭和社会资本，依托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琢磨，不断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获得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整个产业链的高效运转和灵活性，让制造端拥有了灵活应对订单波动、碎片化的能力。

（2）一个无比庞大的B端市场

非标性和开放性引发的分散化经营，全世界最大的B端市场，创造了一种新的产业升级路径，是产业发展兼顾民生和效率的底座。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销售端。市场规模巨大，内部细分市场可以不断挖掘，再加上经营者的分散化和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等，塑造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企业群体。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23年末，与纺织服装制造、批发零售相关的企业共有174.8万家，其中批发零售是大头。

全国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1019.7万个，从事批发业占比54.0%（约551.0万个单位），零售业占比46.0%（约468.8万个单位），其中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的企业法人单位为79.5万个，从事批发零售的为60.1万个。实际上并不止这些，因为很多企业并未纳入统计。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经营范围含“纺织、服饰、服装”的批发、零售类企业高达844万家[20]。

如此庞大的企业主体，是产业非标性和经营分散化的最好证明，在全世界范围内也独一无二。它们的存在托举了线下专业批发市场的发展，也支撑了平台经济的繁荣。仅广州市的存量纺织服装专业市场就有192家，居全国首位。其中，经营规模前60家的市场合计经营面积达440万平方米，占全市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经营面积总和的九成，平均单个市场面积约7.35万平方米。而纺织服装从业者的分散性、庞大的数量及其丰富的盈利机会，使得批发市场物业具备持续盈利能力，一个又一个批发市场得以不断建设和扩张。

面辅料批发市场与成衣批发市场的意义不同。面辅料市场的存在，汇聚了最广泛的面辅料品类，为服装公司和成衣批发商提供更多选择，降低决策与采购成本，也促使具有研发能力的成衣批发商（“一批”）在周边集聚。中大纺织城作为全球最大的面辅料市场，几乎汇聚了全球最前沿、最多元的面辅料，这一格局是经过数十年逐步形成的。

当然，这背后也离不开大量从事成衣批发企业的支撑。两者共同构成整个产业集群与产业生态的灵魂与核心，也是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其底层逻辑在于产业的非标性与分散性，与我国庞大而多元化的国内市场相结合，再叠加中国作为全球纺织服装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细分领域极其丰富，而且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由于众多分散企业主体的充分参与与充分竞争，各细分领域被深度挖掘。一方面，提升了整个市场的流通量；另一方面，也强化了面辅料与款式研发的多元性。

在这些专业市场中，无论是原创类的设计研发，还是抄版后进行改版的设计研发，不一定是最前沿的，但却是全世界最丰富、最接地气的。因为分散的一批市场从业者，直接与大量“二批”面对面接触——他们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做得好的商家往往能接触到最多的零售从业者，了解各地区消费者在本季度的整体偏好。服务于“二批”的需求，开发针对性产品，或者根据“二批”的反馈，将市面上最新、最前沿、最热门的版式、面辅料、颜色等，与“二批”的市场需求相结合，转化为符合各地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从而提升设计研发的社会化程度。

为了更好地服务“二批”及各地消费者，整个批发市场逐渐形成了先测款、爆款再返单的运营模式，进一步提升了设计研发的社会化与民主化。整个市场回应需求的能力显著增强，这也是降低库存和实现成本控制的核心机制。批发市场的从业主体中，具有研发能力的“一批”和擅长抄版的“一批”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前者研发新品，后者在推动产品社会化的同时提升其流通性，使其迅速成为市场热销款。借助整个市场体系完成市场教育，形成整体流行趋势。由于前者主要对接品牌公司，后者则面向“白牌”零售市场，两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相互支撑、相互成就。

广州也因此成为了全国甚至全球纺织服装发展的中心，这离不开各大成衣批发市场和面辅料批发市场的档口老板们。他们积聚在一起，苦心经营，相互学习，充分竞争，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研发和市场需求回应体系，也有一些品牌从中脱颖而出[21]。

2024中国流花国际服装节开幕式现场 图源：央视新闻

平台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在分散且众多的批发零售者的参与下成长起来的，纺织服装的贡献尤为突出。在诸多电商平台中，服装始终是最大的类目。可以说，我国电商的快速发展，包括跨境电商的迅猛崛起，都离不开服装产业从业者的积极参与。淘宝服饰公布的数据显示，淘宝服饰拥有超300万动销商家，超1亿动销商品，每年新开店商家约200万[22]。

这一方面是因为纺织服装作为生活必需品，具有高复购率和快速迭代的特性，完美匹配了电商“流量—转化—复购”的运营模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非标性与快速变化的时尚特征，不断涌现出打造爆款和发家致富的机会。大量懂电脑的年轻人和传统档口老板不断涌入，成为流量持续增长、规则不断完善的主要推动者。

这也离不开成衣批发市场老板们的托举。在广州，潮汕人，尤其是普宁的年轻人（当地服装产业较为发达，许多人早年就在广州开设批发档口），最早进入电商领域。门槛低至只需3–5千元的初始投入：买一台二手电脑，大多采取“炒货”模式（线下批发市场档口老板将自己的版式上传至统一平台，电商从业者只需选择图片，有顾客下单后，要么自己前往沙河等档口拿货发货，要么由档口老板代发）。

一旦出现爆款，就可能逐步扩大规模，增加店铺数量。平台在发展初期为引流，对这些炒货电商非常友好，甚至包容“刷单”等非正规操作，不少年轻人因此获得了大量发展机会。不同平台的发展，带来了多轮新机遇。在增量市场时代，新的发展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炒货电商—备货电商—具有开发能力的电商”，构成了大多数电商的成长路径。他们中有不少人失败，也有不少人实现跃升，不断有新人涌入，共同托举着平台的持续发展。

在生产端，这个B端市场也支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例如数字化服务商和设备制造业，最典型的便是缝纫设备产业。一方面体现在新设备的销售与研发，另一方面则是二手设备市场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广东从事缝制设备产业的厂家和经销商数量约2000家。广州地区的缝制产业以销售为主，在各服装生产集中区已形成多个缝制设备专业市场，如海珠区的天雄恒业机电城、后滘针车一条街，白云区的小坪针车城、棠溪针车城，荔湾区的光复路针车一条街，以及增城的新塘等地。同时，广州也涌现出江南、鸿昌、南天、丰玮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经销商。其中，江南针车公司2018年单个缝纫机品牌销售额超亿元，在该品牌的全球经销商中名列前茅[23]。

作为服装加工的重镇，东莞对缝制设备的需求无疑是最大的。据统计，东莞现有缝制设备经销商500多家，主要分布在虎门镇、厚街镇、石排镇、万江区及东城区[24]。

二手（三手）设备市场的发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服装行业作为门槛低、人员流动快的行业，二手设备的普及为创业者提供了低成本进入的便利。厂房与设备一并流转的情况十分普遍，价格从几百到上万元不等。在康鹭等制衣业产业集群，大量一、二手设备高度集中，相关设备维修服务需求多元且密集，有助于整体维修能力的提升。

粗略估计，该片区设备数量超过20万台，共有十多家维修店，其中不少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能够精准解决问题，提高生产的时效性。维修人员同时也兼任经销商，通过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获取更多客户，提高客户粘性，并将前沿及大众需求反馈给设备制造商，进一步推动设备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