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源在美国

韩桦：您长期强调要通过数据库实证研究和长期观察为中美关系正本清源，其实您刚才的分享中已经涉及到了相关内容。请问，目前美国对华认知的最大偏差在哪里？毕竟两党在反华这一点上仍然属于同一条战线。这次访问后，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共识会不会出现一些调整？此外，中国对美国的误读又有哪些？需要如何调整？

李成：美国对中国的误读太多了，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中美关系为什么会恶化。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源，是美国自身对中国的担忧与恐惧，并归咎为“中国变得越来越专制，越来越走另外一条路”，这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政治学界，美国的思想和学术走入了歧途。

美国经济的繁荣是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就是其主动将制造业中断了，如今想把制造业重新拉回绝非易事，在我看来甚至几乎不可能。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时，尤其是在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抛弃制造业，这正是中国决策者与智库的睿智之处。

在政治学领域，因为我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所以我相信民主的价值。但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尤其是美国国内的种种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但是很遗憾，当下美国更多地还是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没有看到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也忽视了任何政治制度都存在优点和缺点。

同时，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中国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开放与学习。举个例子，“治理”这个词在中国是最近二三十年出现的新词汇，是从美国那里学到的。但是很遗憾，现在美国很少人谈论“治理”，只有少数几个基金会在继续相关研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很少涉及这个话题。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学习外国经验的同时，保留着自身的优势。中国特色在不断演进，中国的制度化建设，包括刚才所讲的“治理”，包括全面从严治党，包括政绩观等等，都在推进中。我长期研究中国共产党，明白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诸多制度化建设仍在不断完善。所以，西方一是不了解中国，二是完全妖魔化中国，他们并没有看到真实的情况。

我认为我们对政治学、经济学两个学科要有重新的认识，尤其是要探究美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会滋生如此严重的腐败？为什么宪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剧烈的挑战？而且要认识到特朗普并不是产生问题的原因，而是制度问题的产物。当下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将中美关系恶化的所有原因都归咎于中国，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美国国会大厦 资料图：新华网

那么中国的问题又在哪里呢？我认为是缺乏足够的换位思考，没有真正思考此时此刻美国人为何会对中国持有这样的看法，也没明确从中国自身角度出发需要改进的方面。所以我认为，双方都应该秉持包容、开放、多元的态度，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这一点两国领导人也反复强调。

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可能不尽人意。三年前我离开美国时接受采访，当时我提出美国要避免类似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这一观点已被很多美国诸多知识分子接受。

对美国两党而言，此时此刻的美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机制在哪里呢？按理说，构建机制最好的方式就是选举，但实际上美国人现在对选举产生了怀疑。所以在这方面，必须要进行换位思考，理解为什么此时此刻美国会面临如此严峻的问题。相互理解至关重要，但换位思考并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就显得极其重要，我最担心的就是教育交流被迫终止。

韩桦：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悬崖勒马”，否则真的会一路向下。这点特别重要，包括“1.5轨”“二轨”外交，还有年轻人之间的更多交流，以此提升相互认知。

“一枝独秀”不如“满园春色”

韩桦：结合此次特朗普访华的成果与局限，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中美关系最乐观、最现实以及最悲观的三种情景？在当下这个节点，你最担心什么，又最期待看到什么？

李成：首先我谈谈最乐观的情景。最乐观的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不高，它需要有一个突发重大事件，促使中美两国在认知上发生根本性变化，真正意识到彼此是朋友、是伙伴，是在一条船上的命运共同体。

据我的观察，现在中国领导人与知识界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美国方面只有少部分人认识到，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的认知。新冠肺炎疫情本应该是这样一个契机，但是很遗憾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反而成为美国指责中国的借口。我仍然希望有这样一个特殊事件发生，推动双方改变认知，真正意识到我们处在同一个大场域中。

中美最实际的走向会是：两国尚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仍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能够维持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局面。只要未来10年不发生战争，我相信双方最终会意识到别无选择，这是基辛格博士经常和我提到的观点。在人类历史尤其是当代社会中，很少碰到如同中美两国一样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局面。基辛格博士的观点也说明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毕竟2000多年前的希腊城邦国家，与现在拥有核武器、人工智能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没有可比性。

只要某一个国家不犯下一连串非常愚蠢的错误，是不可能出现一方彻底把另一方击败的情况。在人工智能时代，一旦发生冲突，只会两败俱伤。基辛格在90岁左右开始学习人工智能理论，在这最后10年，他把这套理论纳入了战略家的核心思考框架。

那么最坏的情况，就是擦枪走火、爆发战争，这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毁灭性的。有人问战争怎么打，我说我们谁都无法预知未来战争的走向。基辛格博士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俄乌战争可能最后会运用一些人工智能，但是从总体讲，这仍然是一场常规性战争，是20世纪的最后一场战争。而中美若在任何地点交战，将会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人工智能的战争。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极力避免。

中美若在任何地点交战，将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人工智能的战争。 资料图

而中美领导人此次会晤，就是往避免冲突的方向走了一大步，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价值就在这里。尽管我们并不天真，清楚一次访问不可能解决所有事情，也知道特朗普及其团队中，很多人与美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不一样，但谈判终究是与领导人、决策者之间的对话。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美国人终究会做对的事情，但是往往要先试完所有错误的选项。

韩桦：在未来的两年半，即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前，以及未来5-10年您最期待看到什么？

李成：我已经讲到了中美不要开战，中美应该继续推进两国年轻人的交流。只要我们的交流之门始终敞开，只要我们对世界、对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之书始终打开，我们的思路就不会封闭。所以要对话，要合作，要搭建平台，要架设桥梁。无论是媒体还是智库，都应该肩负这种历史的使命感。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美国。对这两个国家，我首先认为它们都是伟大的国家，但如果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这将会是人类的不幸。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却必须要极端避免，因此这一点极其重要。

我前段时间谈到，太平洋英文“Pacific”带有“和平”（peace）的含义。我们是和平的受益者，我们要做桥梁和使者，通过对话和交流避免极端化，避免缺乏相互的换位思考。中国领导人讲过，不能“一枝独秀”，而应“满园春色”，不能够只是单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必须与各方开展合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外交活动如此频繁，各国领导人与高层人士不断访问中国，因为中国强调的是多边主义，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固然重要，但不应该以牺牲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为代价。

所以值得庆贺的是，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而非传统意义上所谓“G2”概念。如果以G2模式承担国际组织公共产品，特朗普政府显然并不乐意，他更倾向于权力概念，这与多边合作的世界理念存在明显差异。

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了一个多边、多元且多极的世界。在此进程中，各国存在很多共同利益，无论是防范恐怖主义进一步扩散，还是防止科技迅速发展对人类造成的负面冲击，或是防止重大疾病的再流行等等，这都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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