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实际上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国。全球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在十年前达到了一个高峰。不过现在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很多人对全球化有了新的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全球化对美国的作用实际上很有限，这种观点的产生是有原因的。美国的获益群体主要集中在高端大型企业，尤其是前20%的收入群体，而其余80%的收入群体并没有从中获益。

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三年前做过一项研究，发现美国男性蓝领工人现在的平均收入与上世纪70年代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过去50年里没有任何增长，除非把女性工人的收入加进来，可能还有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能在男性蓝领工人中获得广泛支持，以及拜登上台后本想降低关税却未能成功。

在我的观察中，“全球化”这个词在美国或许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在中国仍然是褒义词。事实上，不仅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而且收入最低的群体，其收入也实现了超过200%的增长，这和美国的差异十分显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更应该学会换位思考，推动包容性增长，把经济蛋糕做得更大。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领导人正在不断强调包容性增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务必要注重互利，而非完全单方面获益。如果只追求自身利益，不仅西方会对中国产生看法，就连中国的一些邻国恐怕也会难以招架。所以这是整个经济行为模式的重大调整。

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让各方都能从中获利？中国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起步阶段，西方的中产阶级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因为西方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市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西方中产阶级并未从这个角度看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其实也能为他们带来福利。这种观念转变需要时间，因此保持战略耐心至关重要。

韩桦：您已经回答了中国的再全球化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以及中国的出海企业要注意防止把“内卷”带出去。

李成：是的，这是“内卷外化”。

韩桦：无论是特朗普还是鲁比奥，访华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都表示此次访华是成功的，也特别提及美国需要推进“再工业化”，希望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投资到美国设厂。这一表态恰恰反映出美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新的调整。

时间在中国这一边

韩桦：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各方面实力正在增长，而特朗普也谈到了军事实力的问题。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中方领导人反复强调，处理台湾问题要慎之又慎，可见台湾问题确实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危险的议题。

此次双方再次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特朗普在专访中还提出了“四不”说法。那么您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究竟存在哪些底线共识？未来几年，台湾地区面临的最大风险点又会来自哪里？

李成：首先，毫无疑问，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之所在。同时我认为，西方对中国存在诸多误解。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一年前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时就明确指出：“声称中国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反华势力设下的陷阱。”中国始终致力于以最大努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要说中国会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中国领导人绝不可能作出的承诺。

防止战争的最好方式就是准备战争进行对冲。但中国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保持谨慎与克制，然而美西方都看不到或直接忽视，总是强调“大陆马上要攻打台湾”，这其中存在很多误解和恐惧，也有很多居心不良之人妖魔化中国。

中国当然会就台湾问题进行会谈，因为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既有公开会谈，也有非公开会谈。特朗普在他第一届任期初期，曾对国家安全顾问说过一件事，这在他的书中也有所提及：“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一支笔或笔尖。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个写字台。你说什么更重要？”这解释了特朗普的思路，他确实是一位非常务实的领导人。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定要保持战略耐心。因为现在美国还有很多利益集团、不同群体——包括知识分子、民间人士和企业界——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他们有时并不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路和想法，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诸多原则立场在西方也没有得到认真解读。而且在我离开美国的那段时间里，你甚至不能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明明是任何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必须认可的原则，但在美国居然只有特朗普和马斯克敢这么说，其他人实际上都不敢讲，这真的是一个很畸形的阶段。

曾有人建议特朗普访华时签署第四个公报，我们知道前三个公报涉及台湾问题。但我的看法是：既然他连已有的三个公报都不执行，再签第四个公报又有什么意义？或许更多公报是为了更清晰地阐释对中国的立场，但特朗普在这类决策上，未必能和之前一样保持足够的务实性。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需要假以时日，而且我始终相信，和平方式是最佳选择，也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式。因为时间在中国这一边，我不认可其他不同的观点。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就是擦枪走火，不一定在台湾海峡，甚至在东海或南海方向。不过，随着领导人之间保持电话互通，情况会好很多。比如特朗普和习主席之间就可以随时通话，这一点非常重要。特朗普曾表示，至少在他的认知里不会发生冲突，这说明双方的沟通极其关键，最怕的就是信息不对称或信息混乱。实际上，拜登政府之前也认为双方都不会有意挑起战争，风险主要来自无意的擦枪走火和对信息的误判。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处理方式以及双方保持对话的机制，是极其重要的。

2025年在台北举行的军事演习中展示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法新社

我刚才提到“时间在中国这一边”，也许国内部分读者和专家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此事不能久拖，当下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但凭我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验，坦率地说，美国这个民族极具冒险性，你很难预判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会采取怎么样的处理方式。明确战略定位，保持战略耐心，全面客观地理解对方的意图，这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我坚信，中国的领导人具备这种战略定力，能够妥善解决这一事关民族大计的问题。

韩桦：您的回顾太生动了，一支笔和一张写字台的关系，恰恰说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对台湾问题的定性或者说认识是一以贯之的，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不过正如您所说，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战略界、学界乃至各界对于这一问题，仍存在不同的目的、想法、看法和叙事表达。这里就涉及到美国战略学界对台湾的所谓“战略模糊”，我冒昧地请教一下，您判断经过这次访问，美国会不会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李成：我认为不会。仔细观察特朗普就会发现，在回答相关问题时，他的助手已经提供了不少背景信息，而且他身边有很多以前的鹰派人物，当然可能现在发生了不少变化。当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的战略界、学界、商界乃至民间都有一种担忧，即特朗普会“进行交易并出卖台湾”。这是美国人经常担心的问题，欧洲人也经常有类似的担忧，当然他们的这种担忧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了解，或者是对特朗普的不信任与对中国的恐惧叠加在一起。

不过，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处理比较得体。首先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但不急于推动达成所谓的“第四个公报”。因为这么做的副作用，就是会把很多反华势力都煽动起来，这里面存在一个如何理解各方心态的问题。美国学界有很多框架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既不了解中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有时还会过度放大部分观点或民间民粹主义的声音。这些对中国的错误认知都是西方需要避免的，而中国也有必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我相信很多的观念是会改变的，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其实在于台湾民众如何看待美国。美国有一个研究报告称：“台湾人只要打90天的巷战，就能打赢。”台湾民众看到这种说法，会是怎样的反应？民进党当局看到这个，又会是什么反应？美国人经常提到“乌克兰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台湾民众又会怎么想？我要强调的是，必须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要对当前各方的心态有深刻的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合作不会立刻达成，但值得期待

韩桦：除台湾问题之外，您认为中美之间还有哪些结构性矛盾是这次访问无法触及，也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科技竞争、产业链安全、意识形态认知、全球规则主导权等问题，哪些会长期存在，哪些可能率先出现缓和？

这里有个补充背景，大家也在议论，就是2017年年底特朗普访华时也是仪式堂堂，会晤气氛也很好，但到了2018年中美贸易战就爆发了。当然今年类似情况发生的概率会小一些，因为已经确定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秋季会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双方领导人还会在多个多边场合有会面机会，所以时间线可能需要拉长一些。结合时间维度以及上述几个最可能产生碰撞的领域，您会如何分析？

李成：我觉得你提的这些问题很好。刚才我提到，意识形态差异可能没那么重要。因为在美国，民主党认为特朗普本身带着专制和独裁倾向，所以特朗普对意识形态冲突根本不屑一顾。他不认可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冲突，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但这并非坏事，更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你死我活。可以说，特朗普或许是一个政治手腕很强的人，但并非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这一点需要明确。

你刚才提到有些问题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这其中涉及认知层面的转变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不过，有一个与九年前截然不同的情况，就是当下的美国面临着严峻的困境。首先是伊朗事件，这对特朗普本人以及美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他需要中国的帮助。其次，特朗普与盟国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美国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让欧盟和其他国家“搭便车”，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国内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和九年前完全不一样，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撕裂，还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及极端民族矛盾，尤其是在移民政策中凸显出来的文化层面的撕裂与对抗。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目前的金融实力仍然十分强大，中美之间在这方面仍有不小差距，但美国股票市场与人工智能存在泡沫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高盛的研究表明，几个月前美国家庭资产中49%配置于股票市场，这一比例远超其他主要金融经济大国——日本以13%位居第二，英国和欧盟都是10%，中国是9%。也就是说，美国在金融市场中的家庭资产是其他国家的数倍，这也是美国金融市场回报强劲的原因之一，但问题在于这种态势能否延续。

当前美国家庭将49%的资产配置于股票市场，创下历史新高。 高盛

还有几个关键数据值得关注。第一，美国的退休金有70%被投入股票市场，如果股市泡沫破裂，那些80岁的老人根本不可能重返职场谋生，这无疑会引发崩溃性的后果。第二，众所周知，美国人普遍没有储蓄习惯。第三，美元作为美国金融业强大的核心支撑，这种信心现在正在动摇。

这是否意味着金融危机可能发生？实际上已经发生过了，在“解放日”后的几天里，美国银行体系就蒸发了5万亿美元市值，这引发了巨大恐惧。此外，现在大家都在购买黄金，转向多元化的资产储备，这也是美元信心动摇的重要表现。由此可见，美国与中国合作的需求，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作出的无奈选择，而是当前的局面和九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美国现在是不是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一次元首交流并不会改变所有的事情，我不认为这是一个180度的转折，但它防止了局势的垂直坠落，避免了极端事件的发生，从敌人变成朋友，这是极其有意义的。未来的情况尚不确定，但我想任何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中国的强大。

所以这并非是特朗普一个人的决定，但特朗普的特点就是我行我素。换个角度看，美国的利益集团对中国心存忌惮，这是事实，但既然知道问题的痛点所在，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这其中既有偶然因素，比如特朗普个性所表现出的“交易”艺术，但也存在结构性矛盾，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有不少摩擦。科技上的竞争是极其重要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还会延续一段时间，毕竟大家无法完全相信彼此。

不过有件事很关键，实际上特朗普这次也提到了，我们其实面对很多共同挑战：比如反对核扩散，中国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还有反恐怖主义；还有气候变化议题，尽管特朗普对这不屑一顾，但是美国和欧洲很多人都认可中国在气候变化以及新能源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特朗普本人或许未必认可，但美国国内的许多民众，包括随他一同来访的企业家们会认可这一点。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当下大家更多谈论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但中美共同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人工智能对全球的冲击。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国家，我们既可以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获益者，却也可能因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而使其成为潜在对手。这里的对手并非彼此，而是科技迅速发展后可能被恐怖分子等势力利用的风险。在这方面，中美必须要开展合作。

我认为，首先我们不要抱有过高期望，合作不会立刻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中国拥有富有智慧的领导人，应该要对合作有信心。至于中美何时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我希望这一进程快一些。尽管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可能阻碍合作，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