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哪些变了，哪些没有变（2016-）

2014年是俄乌关系的分水岭。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证明，2013年基辅“广场革命”者们对国家“向西转”光明前途的梦想，不过是纽兰的毒饼干；但和中苏分裂时“将党际争论延伸到国家关系、以军事冲突代替外交斗争”的模式如出一辙，莫斯科直接将合作条约争议升级为军事干预、扶植代理人与乌军进入热战，却不愿投入全力一棍子将当时可视为非法上台的图尔奇诺夫基辅政权锤死，使这个圈子的掌权得以从非法演变为合法、东乌顿巴斯地区则长期维持在了一种“敌人得不到制裁，仇恨却一直在累积”的低烈度战争状态。

这导致了三个结果：

原本完全想象不到自己能与谁为敌的乌克兰军队，用足够长的时间对“俄军是我们的职业敌人”达成了共识；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长期对空扯淡的“武装反俄悲情”，既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又有了安全的落脚点；

乌军中遗留的苏联审美和亲俄惯性，在国家安全危机面前，彻底丧失了作为“潜规则”继续存在的道理。

仗打到现在，人们很容易忘记了，两套军装里的姑娘们其实是同一代人、甚至可能就是同一批

2015年起，乌克兰军队预算开始大幅增加，兵力由克里米亚事件前的12万人直接翻倍至25万人；2015年8月，奥列格·米卡茨成为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位从未在苏军中服役的将军。

2015年11月18日，波罗申科下令乌军各部队、各机关从全称中删除苏联时期的荣誉奖章称号，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2016年9月6日，波罗申科再次下令，乌军各近卫部队——苏联红军二战时英勇奋战的产物——从全称删除“近卫”一词。2016年至2018年间，第24红旗乌里扬诺夫斯克摩步旅更名为“第24丹尼洛国王旅”，第72近卫红旗步兵旅更名为“第72黑哥萨克旅”，第93近卫红旗步兵旅更名为“第93霍洛德尼·亚尔旅”。

从马泽帕到彼得留拉匪帮、从钉头锤到班捷拉分子，乌克兰独立于莫斯科的“民族军事传统”与纳粹余孽文化携手迎来了大规模复兴。

2016年，乌克兰军队全面换装，从空降兵的蓝色贝雷帽到矩形肩章，带苏联审美的各种外观在表面上被一扫而空。

当年在换装新闻评论区怀疑“他们”不敢大改空降兵形象的乌军老兵，2016-2021五年间发现自己从“支持抗击俄军的激进派”变成了“还在维护苏式审美的落后时代的保守派”

笔者对乌军现役服装不想做评价，不过这个空降兵贝雷帽的事值得提一提：在苏联，由于实行义务兵役制，参军并不光荣（只是男人的本分，理论上每个人都要当），但当兵被分配到空降兵却是光荣的——苏军空降兵有类似我国志愿参军的严格体检和内卷竞争，被“录取”意味着强大的体能天赋和刻苦训练获得了回报和“认证”。

因此，空降兵的蓝色贝雷帽是斯拉夫男性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荣誉，可以在民间生活中直接变现为“异性吸引力”加成，不是当步兵获得的大盖帽之类东西可比的。2017年，在“去苏化”运动中，波罗申科将乌军空降兵贝雷帽颜色改为59个北约/“亲美”国家通行的栗色，并将伞兵节从继承苏联空降兵的8月2日改为一个随机日期，从而彻底清除了这一曾深入乌克兰社会民俗的传统文化。

原本这种改革会引发的巨大抵制阻力（如同本文前三节中反复出现的那样），在顿巴斯战火一直延烧、波罗申科又无被消灭风险（可以安心搞内部清洗整合）的环境下完全消失了

普京在这段时间还犯了另一个错误：把“正教立俄”当成内部和解的“通三统”之一。尤其是，这种行动与“小绿人”同时推进，间接引爆了乌克兰正教会自1918年以来已经埋藏多年的定时炸弹——关于马泽帕诅咒问题的教义分裂。

由于新独立的乌克兰精英需要利用马泽帕的“民族精神”凝聚人心，1992年独立的正教会（基辅宗主教圣统）自行宣布，对马泽帕的绝罚诅咒早在1918年已经被当时的大牧首撤除，他其实是合法正教徒、上帝承认的乌族人的民族英雄。考虑到马泽帕的历史，“基辅圣统”和“莫斯科圣统”两个主要乌克兰正教会争夺信众的“战况”，实际上就是“东正教乌族人开打后是否支持俄军”的实时民意调查。

2014年起，基辅圣统正教会在这场争夺中已明显占据上风，对国势并非处于“大有潜力上升阶段”的莫斯科来说，对剩余民意的利用本应宜早不宜晚。然而，他们实际上既在东乌实地交火、又指望“控制规模”将战争一直拖了下去。结果到2018年，君士坦丁普世牧首认证乌克兰正教会（基辅圣统）为与莫斯科正教会平等的自主教会；此事后，俄系东正教与“非俄系”东正教分裂，而乌克兰东正教“官方”教义彻底与“反马泽帕”解绑。

与此同时，在1992年款试验马泽帕帽夭折后，新款的各种马泽帕军帽——从冬常服帽到作训帽等，终于成功装备了乌克兰全军，代替了经典的“乌珊卡”（栽绒帽，即雷锋帽原型）和苏式船形帽。

到这时，乌克兰军队的明面形象已经非常“北约化”、与俄罗斯同行们没什么血脉亲情可言了

然而，洗筋伐髓的乌克兰军队真的就提前达成了“民族”的梦想、从文化上迈入了北约发达国家军队行列，彻底清洗干净了苏联历史留下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吗？

实际上，如果仔细审视的话，2016年至今乌军的全“西式”服饰文化里仍能看到大量苏联体制的影子。乌军新军装仍在使用苏军的“半腰围-长度号”尺码制度；乌军新帽徽去除外侧剑十字后的圆环装饰仍与沙俄-苏联-当今俄军的“坚果”帽徽完全相同；苏军礼常服佩戴菱形毕业章的传统仍在延续；苏军M43以来军官整块式金缏礼服肩章、保护色常服肩章，将军裤子两道宽色条的“等级外化”、“突出将官”设计理念也仍然纹丝不动。

最神奇的是，虽然与俄军的战场仇恨越来越深，乌军内部却在无意识地恢复在2016年换装中被压制的苏联审美。

例如，2020年，乌军恢复了苏联时代将官单独刺绣金肖绣领花的传统，废除了2016年引入的、不区分将官与“非将官”的“美式”统一兵种领花。

又如，在有意识引入纳粹德军式大檐帽瓦和风带（如图）十年后，苏军礼服风带又重新回到了扎卢日内和瑟尔斯基的帽子上（如图）；在一些新生产的实物上，普通军官的德式风带也重新被简化的苏式风带所取代。在瑟尔斯基取代扎卢日内后，他的大檐帽连苏联后期开始的“圆盘大锅盖”风格也莫名其妙地回来了：

已经全面开打四年后，乌俄两军的常规军服尺码系统仍然完全相同

扎卢日内

瑟尔斯基

几十年来的乌克兰上层精英们，一直想抛弃自己血脉中那些自己厌弃自卑的特质，向西方寻求国家繁荣社会发展的前途。在最近这一轮尝试里，他们不仅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了“西方人的样子”，而且拿自己血脉交缠三百余年的兄弟作投名状，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然而到最终，他们或许仍在悄悄滑回了那个潜藏在他们“内在”之中的、无论好坏，但却是由历史现实而非叙事框架塑造而成的自己。

想摆脱自己的文化血脉，哪有那么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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