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红姑娘】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是我心爱……他对这桩事情，一点不知道；有位年轻的姑娘，为他日夜想。河边红莓花儿，它已经凋谢了；少女的思恋，一点儿没减少！”

这是由长影厂孟广钧老师翻译的1949年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俄语直译《库班哥萨克》）中最著名的一首插曲歌词。孟老师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由于当时（1950年）国家百废待兴，文献资料匮乏，他并不知道俄/乌语原文中的“卡琳娜”（Калина）到底是什么，“红莓”这个汉译是他“盲猜”自己山东老家一种覆盆子类浆果的形象敲定的。后来他发现，这个词实际上指的是木绣球或琼花的远亲、一种大型忍冬科灌木——红荚蒾（学名Viburnum Opulus）：

“红莓花儿”——红荚蒾，即“卡林卡”开出的花（雪球花）实际外观

红荚蒾的花序洁白蓬松宛如雪球，结成浆果后在阳光照射下很快熟透，在极短时间内从青涩变为粉红、再变为“火热”（俄语калить“卡丽姬”/乌语калені“卡丽耶妮”）的深暗红色，因此被称为“卡琳娜”（Калина）——“热烈之果”；以及一个中国人理应熟悉的发音变体——著名俄国民歌《卡林卡》这个音译的标题“卡林卡”（Калинка）。

正如使用《红莓花儿开》的《库班哥萨克》电影表现的是一帮与扎波罗热、北高加索两片土地都有紧密历史羁绊的人，红荚蒾也是俄罗斯-乌克兰世代共享的文化意象。它象征着热恋和少女的青春，含有“魅惑”乃至一定情色蕴意，但果实有毒、甜中杂有酸苦，也暗喻苦涩、欺骗和爱人的分离。

资料表明，用荚蒾花代替苏联橡叶月桂作为乌克兰军队象征的主意，最早是1990年代初一个叫В. Петровський的海军少校提出的：

红荚蒾浆果（左）；1993-2016年的乌克兰陆军标准臂章（中）；同期乌军警（及其他着制服的政府和哥萨克协会系统）将官服领口的金肖绣荚蒾果叶形象（右）

从2014年到如今，回首当年乌克兰这些荚蒾图案的标志服饰，竟有种吊诡的感觉：如果从苏联、或一定程度上后来的俄罗斯立场出发，这种植物成为乌克兰军队的象征，也算冥冥中自有天意了。

2004年乌克兰纪念苏联解放60周年大阅兵（左）；2014年左右的乌顿巴斯亚速营纳粹分子（右）

俄乌战争已开打四年，超过了解放战争持续的时间。从苏联谚语“家鸡不是鸟、保加利亚不是外国”（«Курица — не птица, Болгария — не заграница»）的时代到今天，毛子们在半个世纪里如何把一盘好棋下到稀烂、两个曾合并近350年的民族如何走到这一步，已有汗牛充栋的地缘政治分析，笔者就不再搅和了。本文只想聚焦这一过程中最表面化、也最涉及“国族认同框架”的一块——“乌克兰军队外观形象的重塑进程”，从文化建构层面探讨一个问题：

苏联解体、尤其2014年乌东开战以来，乌克兰（其实也包括俄罗斯）的历届政客，是如何在治国各方面大多趋于失败的同时，成功将乌军从苏联红军的一部分（基辅军区）、当今俄军“前世”的同志和战友，转型重塑成现在（至少开战前夕至战争前三年）这支士气高涨、作风残暴、抵抗意志坚决、甘心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地缘利益充当炮灰，上下都深受纳粹和其他反共意识形态“天意”侵蚀的反俄力量的？

乌克兰人维克多·穆真科（Виктор Муженко）大将的军旅生涯：作为苏军列宁格勒联合指挥学院83级应届学员（左），作为乌军总参谋长（中），作为乌军总司令退役前（右）

“政府外观”的变迁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回顾文化形式与内容间辩证统一关系在后苏联俄乌关系破裂进程中的表现，提供一个管窥当代乌克兰悲剧历程的特殊视角。

序章（1991）

——你是什么军？哟，为谁去战斗？你听谁号令？哟，旗帜在谁手？

——我是子弟军，哟，换天改地球；肖斯是司令，哟！擎旗在前头。哎！嗨，哎，擎旗在前头。

官兵同苦甘，哟，红血不白流；收拾旧河山，哟！赶走豺狼狗。哎！嗨，哎，赶走豺狼狗……

——《肖尔斯之歌》，1936年（肖尔斯即传说中“乌克兰的夏伯阳”）

1991年12月6日，苏军独立55红旗通信团举行了一场完全苏联政工风格的宣誓仪式。全团官兵除拒绝效忠的外，逐个迎接并亲吻新的黄蓝国旗，宣誓向乌克兰民族效忠，从此成为主权公投通过后第一批法理上的“乌克兰军人”。

第一个月的乌军官兵，仍穿着完整M69军服、头顶缀着镰刀锤子红星帽徽、肩扛“苏军”（СА）肩章，同时举着黄蓝国旗和带列宁头像的军旗。目前已知的第一种由乌政府自行设计制作的乌军标志服饰，是1992年1月5日在苏军驻乌内卫某部改编为“乌克兰国民近卫军”（Національна Гвардія України，乌克兰共和国1991年底自行立法设立）的仪式上，发放的两块暗红色矩形士兵肩章：

注意图中列兵的暗红色肩章是新的。肩章上的字母已不再是“СА”（苏军）或“ВВ”（内卫），而是“НГ”——Національна Гвардія（国民近卫军）

——你是什么军？为谁去战斗？你听谁号令？哟，旗帜在谁手？

在直面这一系列问题时，多数军人选择了闭眼，少数人选择了拒答——例如，年轻的基辅海军政治学院应届毕业学员、基辅军区第2教导团四连政治副连长（指导员）——安德烈·帕利是后者中的一员，他是1947年乌克兰西部剿匪中被乌民族主义分子杀害的苏军政工干部伊格纳季·布加耶夫的曾外孙。

现在，基本脱胎于苏联体制的克拉夫丘克集团，用分裂一个已维系数百年更大共同体的方式，终于带着乌克兰民族取得了完整的国家主权；至少当时他们看来是如此。几百年来的一代代“乌克兰化”先驱者精英，或是寄望列宁的联邦制理想、或是追随彼得留拉匪帮，或在纳粹入侵时卖身投靠；所有这些人站在不同立场上追逐的“乌克兰民族国家”梦想，突然以一种超出一切最狂野预期的程度变成了现实。

这些人已经塑造了新的国家格局。他们必须沿着这条危机四伏的道路走下去，去塑造自己的民族历史和认知、建构新的历史逻辑，以巩固这套叙事的合法性了。

然而，这注定将是一场走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