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泽帕、湿蒿草和“早期审美纳粹化”（1994-2016）

覆盆子粉红作为相对中性的“哥萨克文化代表色”，一旦计较起来，实际上可以视为一些1990年代因“反俄”难以在乌克兰落地的其他哥萨克服饰元素——例如，可追溯到17世纪的前沿分岔帽（马泽帕帽）的替代品。

历代莫斯科中央和乌民族主义者同时认可的赫梅利尼茨基（左）、争议巨大的马泽帕（右）

中国人近年大都听说过，克里米亚1954年划界的由头是庆贺1654年的俄乌合并。当时，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酋长领导的草原“边地”——乌克兰——哥萨克们与莫斯科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宣誓效忠，换取后者帮他们抵抗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暴政。

然而历史上，莫斯科仅12年后就背着哥萨克酋长国与波兰停战签约，以第聂伯河为界瓜分了他们的全部土地：以莫斯科本位视角（将哥萨克酋长国视为正式俄国领土），俄罗斯割让了除基辅外的整个右岸乌克兰。这时，撕裂历史走向的伊万·马泽帕横空出世；他暂时挽救了哥萨克酋长国，但押错了赌注，公开撕毁两部佩列亚斯拉夫条约、投奔瑞典与彼得大帝为敌，1708年被其击败，埋骨异乡，哥萨克酋长国也最终演变为沙俄帝国的基辅省。

马泽帕死后，彼得大帝为他特设了一枚重5公斤的“犹大勋章”，下令正教会将他绝罚，并年年诅咒直到永远。这一“教义”自沙俄解体后逐渐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但苏联解体之初，乌克兰正教会奉莫斯科宗主教圣统的派系（苏联政府长期认可的“正统正教派”）仍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坚持每年办一场诅咒仪式：

这个诅咒仪式上的布道词（非诅咒令）颇具“扎波罗热哥萨克给苏丹回信”式的喜感。参考译文供读者体会信仰这一派的乌族正教徒对“乌克兰反俄”时的应有心态

在这种“信仰东正教”绑定“诅咒马泽帕”、“诅咒马泽帕”绑定“信徒天经地义以卫道护教心态反对‘乌克兰背叛俄罗斯’”的环境下，1990年代乌克兰军队第一次引进马泽帕帽作为制式便帽的尝试就遭到了失败，原型单品（下图左上）在少量生产后很快被废除。

马泽帕帽的特征是外侧有一圈假护耳，沿前沿分为呈大致三角形斜开的两片。由于马泽帕成了“最早与俄罗斯开战的乌克兰人”，历代反俄乌克兰民族武装都喜欢用这个式样作为制式军帽

然而，这种便帽采用的灰绿色被保存了下来，并最终成为1994年乌军新陆军常服的标准面料。下左图合影直观展现了这种颜色与原本苏联陆空军卡其黄色的差异。这种灰绿色在乌官方被称为“湿针茅草”（мокрая полынь），取自俄乌农村常见的蒿草或鼠尾草。

乌克兰官方从未承认陆军的“湿针茅草”灰绿色调曾经调整过，但就实物来看，大约在库奇马时代末期（2000年代初），乌陆军在染料中增加了绿色的饱和度：

1994年乌克兰波尔塔瓦红军营军事通信学院毕业照（左上）；针茅草（右上）；2000年前（左下）和2010年前后（右下）乌军陆军灰绿面料在相同光照下的对比

二战早期，有些乌克兰反叛军曾同时与苏联红军和纳粹德国作战，缴获了少量“原野灰”（Feldgrau）色的德军服装；随着班捷拉集团与纳粹合流，个别反叛军在德国支持下又制作了一些具有独特制式的灰绿色军服。战后之初的西乌克兰地区很不稳定，反叛军继续活动了数年，民间反苏情绪较强；在长期口口相传中，这种灰绿色逐渐被塑造成了反叛军的“文化品牌”。

下图三个所谓“乌克兰反叛军老兵”，头戴的马泽帕帽是新生产的，而身上穿的实际上是东德人民警察1970-1990年代的中低级警官常礼服（与二战德国国防军的灰绿色相似）：

熟悉东德历史影像的人看到这照片只能笑到根本停不下来

虽然没有发现明确的官方表述，笔者的猜测是，克拉夫丘克时期乌军最初的“湿针茅草”灰绿色不管是谁设计的，本来确实有向1940年代乌克兰反叛军致敬的意思。但库奇马上台后，有人通过简单增大颜色饱和度，不动声色地将这个“致敬”抹掉了。

总结一下前三节：

在一个历史极其复杂、舆论思想不断动荡的转型国家里，小小的军队标志服饰，曾经一直凝聚着“狂热理念疯子”和“腐败的裱糊匠”、“魔鬼合作者”和“假装可以一切照旧的恋栈遗老”、“保守这个派”和“保守那个派”之间的暗战。

“红荚蒾-覆盆子”时期的乌军，整体表现出对苏联红军文化审美强烈的恋旧本能。但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方面，在乌克兰脱离了共产党宪法领导后，这种恋旧是自上而下、后继无人的。随着时代前进、高级将领退休，它在自然地日渐趋于消亡。

另一方面，这种对“苏联美学”的偏好，不是对苏联的迷恋，只是对苏联官僚特权生活习惯的迷恋。

从苏联体制领导岗位上走出来、走进“解体时代”和市场经济的老一代乌克兰精英官员们，他们留恋苏联的色彩穿搭、面料裁剪和衔级标志，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仍然有信仰、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仍然有信心，不是因为“敢于去建成下一个苏联、并把它运作得比上次的好”；而是因为习惯了苏联时代的思维方式、等级秩序和官僚待遇。这使得他们既心安理得地与90年代的“民主自由”、私有化和社会犬儒化浪潮同流合污，使年轻一代乌克兰人看不到希望；又思想僵化、懒惰躺平，从不思在大势中逆流而上，为握在自己手中的独立国家探索一条发展进步的前途。

如果说尤先科之流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只到达了认识论的第二层，那么这些接受马列主义哲学教育多年、如今表面上仍留恋共产主义审美的人，从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到亚努科维奇，不仅没有在经济崩溃中反思改进、把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方式上升到第三层，反而还恋栈在第一层个人福利和退休金的舒适旧梦里！

那些从基辅军区进入独立乌克兰军队的老将军们留恋苏联风格的帽徽和领花，但想“留住”的却不是镰刀锤子红五星，而是符合他们认知中将军地位的印度丝刺绣的形状

某种意义上，这是乌克兰共产党二十年时间里节节溃败，从执政党、第一大党团，倒退到2012年大选中450个席位仅得32席的根本内因；这也是乌克兰民间“反共清算”压力及其所承载的反俄情绪日益滋长，最终压倒体制内的共产主义文化残余、产生使西方势力尤其纽兰之流，趁虚而入、颠覆政权土壤的根本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