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肯尼斯·罗格夫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在疫情导致经济放缓之后，过去两年的通货膨胀危机似乎让大部分国家都吃了一惊。30年来，发达经济体的物价增长缓慢，而在突然之间，英国、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就开始要应对接近或超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物价上涨得更快，例如，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80%，阿根廷接近100%。

诚然， 2020年代的全球通货膨胀还比不上过去几十年中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1970年代，美国的物价涨幅在10年内保持每年6%以上，1980年则上涨了14%，而日本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20%以上。对于中低收入国家来说，1990年代初甚至更糟：超过40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40%，一些甚至达到1000%或更高。

然而，在2021年和2022年，全球经济正向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方向发展，因为各国政府和决策者后知后觉地发现，在乌克兰战争和其他大震荡的冲击下，他们面临着国内物价疯狂上涨的局面。

选民不喜欢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8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77%）的受访者表示，经济是他们在选举中首要关心的议题。即使在9月，当美国的物价有所企稳时，玛丽斯特学院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发现，通货膨胀仍然是选民首要关心的议题，排在堕胎和医疗保健之前。美国的经济状况总能预示出选民的投票倾向，政治家们都知道这一点。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载本文

关于新一轮通胀的成因，大家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在政治问题和国际事件方面，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央行政策及促成这些政策出台的原因。

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由于央行具有了独立性，所以通货膨胀已被永久驯服。从199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央行行长开始为通货膨胀水平设定目标。2012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明确将2%设定为其政策目标。事实上，在2019年新冠疫情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都认为现在的通胀水平不可能达到1970年代的水平。

由于担心疫情引发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和央行转而关注如何启动经济增长。它们低估了大规模支出计划与持续超低利率相结合带来的通胀风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12月和乔·拜登在2021年3月签署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向美国经济注入了数万亿美元，很少有经济学家会意识到这种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将具有何种风险。他们也没有预测出在疫情结束后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解决供应链问题，或者在重大地缘政治危机发生后（如俄乌战争爆发），全球经济将多么容易受到持续高通胀的影响。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央行才姗姗来迟地开始加息行动。它们在竭力避免本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同时，开始想发设法地控制通胀。

除了要为经济思维的短视付出代价，央行还要承受剧烈政经变化带来的冲击。1970年代，全球经济都在应对阿拉伯石油禁运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而现在的2020年代正在成为自那时以来央行处境最艰难的时代。如今，战争、疫情和干旱等全球性冲击波似乎正在接踵而至，甚至同时到来。与此同时，在过去20年大部分时间里有助于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全球化力量，反而变成了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这既源自中国正在迅速老龄化，也可归咎于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摩擦。这些变化都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们却都能引发现在和未来的高通胀。

从本质上讲，央行很难解决供应危机。面对简单的需求危机（比如实施了过分的经济刺激措施），央行可以使用利率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但是，在出现供应危机时，央行在抑制通胀的同时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升高从而加重企业和工人的负担，央行必须对此做出艰难的权衡。即使央行为了应对通胀而不得不提高利率，它们独立决策的能力也远不如20年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央行的政治合法性，因为这次危机打破了人们“央行政策最终会有利于所有人”的幻想。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人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和工作。如今，当各国央行在考虑实施多大力度的抑制需求措施时，它们必须考虑这是否会引发另一次经济大衰退。如果政府的社会安全网在衰退期间出现漏洞怎么办？央行不需要事先考虑这一点吗？如果有人以为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无需考虑这些隐忧，那他一定没有听过各国央行行长在过去十年所做的演讲。

面对无穷无尽的供应危机，各国央行可能还面临着决策者和金融市场都没有预料到的长期性转变。尽管导致2021年和2022年物价反常上涨的众多直接驱动因素最终将消散，但长期超低通胀时代不会很快卷土重来。相反，由于去全球化、政治局势紧张和由绿色能源转型等因素引发的长期供应危机，世界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波动剧烈的长期高通胀期，这种通胀率不会是两位数，但会显著高于2%。

大多数央行行长坚持认为，他们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让高通胀持续如此之久，以至于外界都开始预期通胀率将长期大幅走高。实事求是地说，大多数华尔街经济学家都赞同这一看法。他们可能在未来十年面临更痛苦的选择，当然在近期也是如此。央行引发的深度经济衰退（自2008年和2020年两次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踢皮球”

自2021年春季美国月度通胀率开始大幅上升以来，华盛顿一直对引发通胀的肇因存在不同观点，一方将其归咎于拜登政府推出了过度的支出刺激计划，另一方则认为这主要是由华盛顿无法控制的国际因素造成的。

但这两种观点都不太令人信服。刺激导致通胀的观点显然是夸大其词：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经历高通胀，可它们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却力度不一。尽管英国和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比美国的计划要小得多，但英国和欧元区国家的通胀水平却高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经济刺激计划也更小，可通胀水平只比美国略低。一些人还指出，拜登政府压制化石燃料管道建设和资源勘探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但拜登政府的这些政策可能主要对未来的能源生产输送造成影响而不是现在。

但将通胀主要归咎于俄乌战争或疫情后供应链崩溃也是错误的。首先，早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美国的物价就已经在2021年开始上涨。通胀最初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食品和能源成本升高是驱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但在美国，最显著的物价上涨发生在房租、车辆、服装和娱乐等方面。其第二和第三轮上涨效应正在影响经济。物价上涨已影响到许多行业。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导致通胀出现的真正罪魁是美联储，因为直到2022年3月，美联储才开始加息，而当时通胀率已经大幅上升了一年。尽管说起来更像是马后炮，但美联储明知可以通过加息很快控制住疫情对经济的恶劣影响却没有这么做，这种滞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错误的根源不仅在于美联储及其工作人员，还在于经济学界的广泛共识。经济学界深信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过多而非过少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高赤字和极低的利率）更好。

各国政府在全球疫情初起时实施的大规模支出计划几乎从未被外界质疑过。让政府保持财政决策能力的目的，正是为了让它们有资源采取大规模行动，在发生经济严重衰退或灾难时保护弱势群体。但问题是何时停止这种支出计划。刺激性支出计划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那些推动大规模救助计划的人也往往有动力借机推动平时不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的社会性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在危机结束后，很少有人讨论缩减经济刺激计划。

在拜登竞选总统时，他曾承诺，如果当选将扩大政府支出，目的之一是促进疫情后经济复苏，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公平地分配经济增长成果，并将大量资源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在做跛脚鸭总统时，特朗普试图挫败其胜选对手的雄心，于是在经济已经强劲反弹的情况下，于2020年12月通过了总计900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仅仅三个月后，尽管经济还在继续复苏，可民主党人在拜登的领导下通过了新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暨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为他们的这一行动叫好。克鲁格曼和其他人认为，这一经济刺激计划将促进经济复苏，并为下一波疫情做好准备，而且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