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利叶斯·克莱因，翻译/马理铭】

与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震荡和混乱相比，拜登时代看似回归正常。不仅如此，事实上就立法成就和官方政策而言，乔·拜登带来的变化远超过他的前任。

两项一度代表着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相互关联的历史性发展——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现在正被一个明显属于建制派、中左派的白宫所制度化。不过如果特朗普代表了对新自由主义共识的革命性颠覆，那相比之下拜登政府还未能建成新的政策秩序或实现选举政治的洗牌。尽管拜登政府通过了一些重要的（有时是靠着两党合作完成的）立法，其中包括旨在推动美国半导体生产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但美国的文化与选举极化现象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民调显示，2024年的选举结果依旧悬而未决。

美国晨间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2024年1月3日发布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领先拜登1个百分点 图自：社交媒体

所谓的新范式最常见的名称仍然是“后新自由主义（post neoliberalism）”，这表明达成新共识的难度很大。在选举、文化、知识等方面未能巩固新秩序的背后，是寡头社会既有的党派框架与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竞争新时代的挑战之间的鸿沟。现在，左翼和右翼联盟都面临着他们没有准备好去打的仗，而且都未能像罗斯福或里根那样实现人们殷切希望的“重组”。相反，美国的经济战略、文化辩论和外交政策都仍陷于不安的间歇期。

对什么是后新自由主义的困惑源于对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的不完全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和捍卫者都倾向于接受其意识形态的自我概念：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济政策与民主政治的隔离；公共服务的私有化，等等。因此，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往往被认为意味着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国家”多一点，“市场”少一点，或者像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所说的那样，“波兰尼”多一点，“哈耶克”少一点。这种学术方法也许适合于思想史，但却无法为国家干预提供前进的方向。它也没有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经济激励机制和企业行为的具体变化。新自由主义治理不仅仅是改变了财富的分配，也不仅仅是缩小了国家的规模（在美国，后者可以说从未实现；只是削弱了国家实施公共项目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激励了特定的财富创造模式，由此导致的企业和投资者行为的变化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革命最深刻、最持久的影响。

正如赫尔曼·马克·施瓦茨（Herman Mark Schwartz）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中期由大型综合制造商（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等）主导的福特主义经济中，最赚钱的公司也是最大的雇主和资本支出者。然而，在新自由主义转向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破裂的”经济模式，知识产权和金融租金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驱动力。在裂变经济中，最赚钱的企业——今天领先的科技和金融公司——雇员和资本投资需求相对较少，大多会将实体生产与基础设施外包出去。

这种破裂式经济的诞生源自美国对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回应。在美国的大型综合制造商不再能主导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之后，美国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围绕着知识产权和金融租金，并将制造业外包出去。这一系列转变并非总是有意为之的，政策以外的因素（如技术变革）也发挥了作用。

2023年二季度，美国信用卡债务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图自：路透社

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而相关的政策变化则是关键的催化剂。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到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的贸易政策一直都在降低关税、减少对国内制造业的保护，同时加强对知识产权以及外国投资者权利的保护。在反托拉斯法中，对纵向垄断的限制逐渐被削弱，这使得苹果等公司可以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并在无需生产产品或直接雇佣工人（并无需与大部分工人分享利润）的情况下对供应商和劳动力实施有效控制。专利法越来越有利于大企业，联邦层面的研发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使得政府研究成果更容易被私人化、商业化。公司治理的变化增强了机构资产管理者相对于企业高管的权力。在创造新自由主义经济方面，这些变化比任何减税措施都更为重要。

这种破裂式经济在早期带来了回报，但其成本和矛盾也日益沉重。与福特主义的良性循环——高投资推动高工资，高工资推动强劲需求——不同的是，破裂式经济将企业利润从企业价值链里劳动和资本最密集的环节中剥离了出来，滋生了金融化、停滞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尽管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标榜自己在财务方面拥有的道德属性，但它依赖债务来维持消费，加剧了家庭财务情况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金融不稳定性。

此外，制造业的空心化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放弃逐渐削弱了美国在许多领域的创新能力，威胁到美国的地缘经济地位和一些经济的上层建筑，此外，中产阶级的不断流失和日益扩大的地区鸿沟也造成了内部紧张。美国公司不仅放弃了“商品”生产，还放弃了先进制造业和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在这一点上，甚至美国国防工业基地和其他关键供应链的部分环节都依赖于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生产能力。

总之，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只是税率太低、亿万富翁太贪婪或企业太“全球化”，而是新自由主义的财富积累模式正在日益破坏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条件。正是这些问题促使精英和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正统理论进行反思，然而人们基本不用上述这些精确的术语来讨论这些问题，后新自由主义者也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基本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