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关系上装腔作势的政治风险很高

美国总统小布什2004年的连任利用了类似的逻辑。根据全国安纳伯格选举调查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收集的民意调查数据，只有43%的美国人支持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政策。但是，小布什没有宣布新的政策，而是坚持表示尽管有政治压力，他将在伊拉克“坚持自己的立场”。布什的竞选经理肯·梅尔曼(Ken Mehlman)在选举后的一次对话中解释说，他认为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政策不如其中透露的小布什个人品质重要。在伊拉克“坚持到底”可能不会吸引选民的支持，但它能帮小布什打造坚定的战时总统形象，梅尔曼认为这是值得采取的立场。“问题通常是关于品质，而不是问题本身，”梅尔曼说，小布什的品质中“对选民最重要和紧要的是，他是一个强大的领导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打破了这种模式。他批评他的前任发动战争，他的大部分外交活动，包括他努力谈判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他自己没有发动任何新的战争，反映了选民要求避免代价高昂的军事冒险。但特朗普在外交政策的其他领域采取了激进的强硬立场，最明显的是他对美国传统盟友和伙伴的严厉批评。例如，特朗普称北约“过时”，指责墨西哥“在经济上杀死我们”，并说美国人“厌倦了被世界上所有人敲竹杠”。特朗普承诺，他将勇敢地对付这些国家，包括宣布他将在美国南部边境建墙，并让“墨西哥为此买单”。

从理论上讲，这样的言辞本应是一种政治责任。数十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他们的领导人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全球问题。这些态度甚至在特朗普上任后仍然存在；根据2017年5月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意调查，8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总统公开支持盟友很重要。但特朗普声称自己是一个精明的讨价还价者，会阻止其他国家利用美国，这有助于说明他的决心。在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看来，这对他的政治成功至关重要。

摆姿态的力量

强大并不是选民判断总司令是否称职的唯一个人品质。选民们也希望总统拥有良好的判断力，换句话说，就是避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1964年戈德华特的压倒性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戈德华特选择极端的外交政策立场，并用鲁莽的方式表达想将核武器“扔”到克里姆林宫。戈德华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狂热的反共主义者，不够资格掌握核武器密码。约翰逊利用了这种担忧，发布了一个后来臭名昭著的攻击广告。广告中的小女孩在鸟语花香中摘下雏菊花瓣，并用天真的声音数数，接着数数声音切换成核弹发射倒计时，最后是核弹爆炸场面。在广告的最后，一位解说员指示观众投票给约翰逊，因为“（戈德华特当选的）风险太高，你不能呆在家里（而应该出去给约翰逊投票）。”

但试图向选民展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良好判断力，大多数总统候选人能从中获得的好处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这种判断力非常难以传达。良好的判断取决于环境：在一种情况下合理的外交政策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过于冒险或过于谨慎。即使是事后复盘，外交政策专家也经常很难区分国际事务中的好判断和好运气，外行人就更难做出评估。相比之下，总统候选人很容易利用强硬外交政策来展示实力。通过表态对抗对手，拒绝做出外交让步，并扩大军事能力，候选人可以让选民觉得他们将坚定地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得克萨斯州的竞选集会（图源：纽约时报）

特朗普决定在2020年1月暗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就很好说明很难评估政策的智慧，但很容易展示决心。在特朗普下令暗杀后，许多观察人士指责他鲁莽地冒着与伊朗开战的风险。还有人说，美国早就应该把苏莱曼尼作为打击目标，这次打击有助于威慑伊朗，使其今后不敢挑战美国。即使事后复盘，也很难确定特朗普的决定是否反映了良好的判断。伊朗对苏莱曼尼被暗杀的报复没有许多人预测的那么严重。因此，有可能特朗普仔细分析了形势，准确理解了这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危险，但也有可能是特朗普不知道伊朗会如何反应。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了在没有把握时掷骰子，刚好运气好没有输。

暗杀苏莱曼尼明确表明，特朗普会以其他领导人不用的方式惩罚伊朗。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曾拒绝对苏莱曼尼下手。在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拜登明确表示他不会批准暗杀。特朗普抓住这种对比，在2020年竞选连任期间提到这件事，并指责拜登软弱。

拜登2021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与暗杀苏莱曼尼鲜明对比。当时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选民对从阿富汗撤军好不好缺乏坚定的看法。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拜登选择结束一场长期而不受欢迎的冲突，将获得大量民众支持。但阿富汗政府的突然垮台和混乱的撤军沉重打击了拜登作为合格总司令的声誉。他的支持率迅速下降了6%，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拜登因政府从阿富汗撤军受到的批评增加后，缩短假期并返回白宫 (图源：法新社）

玩火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选民高度重视候选人是否适合担任总司令。影响总统政治遗产的许多事件都与国际事务有关，如杜鲁门处理朝鲜，肯尼迪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小布什处理9·11事件。当这些总统竞选时，这些事件都是料不到的。由于世界政治经常被突如其来的挑战所冲击，选民们有充分的理由关心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是否有处理外交政策的总体能力，而不是事先准备好一套具体的外交政策。

然而，候选人利用外交政策问题打造自己形象的方式可能会产生重要而真实的后果。例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关于攻击墨西哥的说法很容易放弃，因为这是一种吓唬，不会影响总统在任的决定。但总统们面临着兑现强硬承诺的压力，往往只能硬撑到底。大多数选民不赞成肯尼迪还是增加了国防开支；约翰逊拿到国会授权后，一步步陷入战争泥潭；小布什在他剩余任期里，一直陷在伊拉克；特朗普在任的四年里，与盟友关系紧张。

今天，当涉及到美中关系时，装腔作势的风险特别高。很难知道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关于怎样更有可能压制中国，甚至专家和政策专业人士也分歧很多；当然不能指望选民能断定哪些政策更好。但总统候选人有明确的动机利用中国来展示他们赢得大国竞争的决心，来表明他们不会在压力面前退缩，并指责竞选对手反应迟钝，看不到美国面临的威胁。要是这么做，候选人有可能使本已紧张的美中关系，升级到美国人不希望的对抗程度。

候选人可以看起来强大却不强硬

要克服这些冲动并不容易，因为美国人容易被强硬的领导人所吸引，但他们更希望看到克制的外交政策。在过去，政党通过提名具有丰富军事经历的总统候选人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些候选人可以依靠他们的经历让选民看到他们的强大，而不必采取强硬立场。艾森豪威尔的军事经历无疑是他在限制国防开支和使美国避免国外战争上取得非凡成功的部分原因。但历史上很少有候选人拥有艾森豪威尔的资历。除了德桑蒂斯，2024年的主要候选人都没有任何军事经历。因此，如果他们想倡导不那么强硬的立场而又不显得软弱，他们必须找到其他方法。

其中一种做法是用对抗性的语言来掩盖外交政策的克制，这在今天的进步左翼中很常见。这些政客们非但没有攻击美国的国外对手，反而咄咄逼人地谈论要对抗外交政策机构的有害因素。例如，2020年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在《外交事务》上指出，美国人需要“扳回”走错路的领导层，以便“采取一种适用于所有美国人的外交政策，而不仅仅为富裕精英服务”。另一种不同的观点是，强大的领导人需要用“盯紧球”方式来管理大国竞争，而不能被不必要的战争或多余的军事计划分散注意力。这是小布什政策的核心，他在2000年大选期间的外交政策立场，就是指责克林顿把美国军队拖进了人道主义干预和国家建设的琐碎计划上。

但近几十年来，进步派总统候选人一直难以赢得总统初选，更不用说大选了。尽管小布什承诺保持克制，他还是成为历史上最干涉主义的总统之一。如果美国人真的希望他们的领导人少一些强硬行为，他们最终需要改变他们对领导人的评价方式。美国人应该意识到，通过要求总统候选人公开展示他们的强硬，他们只能迫使这些候选人优先打造有吸引力的个人形象，而不是实现选民想要的克制外交。

要选民们集体改变长期以来对合格总司令的偏好是很难的。美国公民有权决定他们有多么希望选举强大的领导人。但选民们也应该意识到，候选人是如何系统地利用他们的冲动，而且往往用冷酷的方式。否则，美国人将继续对美国全球地位的成本和影响感到失望。

（原文于11月8日发布在“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为：“打造强大形象的政治——美国人喜欢说硬话做软事”The Politics of Looking Strong: Americans Like Tough Talk More Than Tough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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